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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學是儒學的核心內(nèi)容之一，禮治社會是歷代圣賢所希冀、追求的社會形態(tài)。禮的特點，正如鄒昌林先生所云：“禮在中國，一乃是一個獨特的概念，為其他任何民族所無。其他民族之禮一般不出禮俗、禮儀、禮貌的范圍。而中國之禮，則與政治、法律、宗教。思想、哲學、習俗、文學、藝術(shù)，乃至于經(jīng)濟、軍事，無不結(jié)為一個整體，為中國物質(zhì)文化和精神文化之總名。”而在中國古代禮學史上，《大唐開元禮》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典籍之－。
《大唐開元禮》修成于唐代開元盛世，這一時期也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全盛期?！堕_元禮》的纂集是“功成制禮、治政作樂”傳統(tǒng)的產(chǎn)物。主持、參與編纂此書者，如張說、蕭嵩、王仲丘、徐堅、李銳、施敬本等，皆為名相碩儒，天下之選。他們折中唐代《貞觀》、《顯慶》二禮，依吉禮、賓禮、軍禮、嘉禮、兇禮的次序，詳盡而完備地記載了以皇帝為中心的國家典禮儀制，兼及地方政府的祭儀和官僚家庭的吉兇之儀，其結(jié)構(gòu)之縝密，敘述之精詳，都是前所未有的，堪稱中華禮學的曠世大典、不祧之宗。故宋代周必大《擬開元禮序》曰：“惟開元皇帝，勵精政治，有意太平，故能遴選儒臣，厘正鉅典。惟[徐] 堅等辯博通貫，體上之意，故能不泥不肆，克輯成書。自時厥后，朝廷有大疑，不必聚諸儒之訟，稽是書而可定。國家有盛舉，不必?野外之儀，即是書而可行。世世守之，毋敢失墜，不其休哉。”其后雖有踵盛增華之作，如中晚唐的《開元后禮》、《曲臺新禮》，北宋的《大常因革禮》、《政和五禮新儀》，直至《大金集禮》、《清集禮》，均系承襲《開元禮》而來，但就規(guī)模和影響而言；則難與《開元禮》比肩。此書不僅是中國古代禮學的圭臬，更遠播東亞、東南亞，對于整個漢字文化圈的禮樂律令制度都產(chǎn)生過重大影響。池田溫先生指出，渤海、新羅、日本、高麗都曾請求唐朝傳寫《開元禮》，日本的禮樂制度更是全面借鑒唐禮而來。
《大唐開元禮》涉及唐代社會的各個方面，蘊涵著豐富的學術(shù)內(nèi)容。例如，皇帝郊廟封禪之禮，不僅反映了古人的天人觀念，而且展現(xiàn)出皇帝制度鞏固發(fā)展的進程；釋奠先圣先師之禮，昭示著道統(tǒng)與政統(tǒng)的關(guān)系；自百官至庶民的婚喪儀制中有唐人的家族倫理觀念；諸國朝覲之儀中可見唐朝泱泱大國的氣度及中外交通的盛況。此外，《開元禮》還保存了大量的唐令、唐式，是唐代法制史不可多得的寶貴史料；其中有關(guān)經(jīng)義、禮法的論爭，則是研治中古思想史、經(jīng)學史的重要素材。正如池田先生所說：“從來中國哲學的研究，少有未經(jīng)古典學者之手的，而禮制的分析研究對歷史學、人類學、文化和思想研究的學者來說，卻留下了廣闊的領(lǐng)域，此書給立足于新視野的學人提供了無限豐富的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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