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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歷史博物館收藏大量北洋時期資料、文物，聞名國內(nèi)外。天津古籍出版社與天津市歷史博物館合作，辛勤耕耘，歷經(jīng)三載，從十余萬件資料中精選出上萬件珍貴資料，匯編成冊，公開出版。為保持資料原貌，采用原件影印，版面清晰，裝幀精美。
這部大型《北洋軍閥史料》叢書，分《袁世凱卷》、《黎元洪卷》、《徐世昌卷》、《吳景濂卷》，共三十三冊。所收資料包括他們的家書、文稿、批示、圈閱文件或與他們直接相關(guān)的函電、條陳、說帖、呈單、上稟、報告、譯呈、抄錄等公私文件。文件內(nèi)容與形式多樣化，著者三教九流，多達數(shù)百人，政界要人、軍事將帥、外交里手、社會賢達、工商巨子、名流學(xué)者、外邦人士、僧尼佛道，均在其列。資料中所涉及人物，上至總統(tǒng)，下至鄉(xiāng)里俗夫，數(shù)不勝數(shù)。由于各卷主人是當(dāng)時最高決策者，因而資料具有機密度高、內(nèi)容翔實、鮮為人知的特點。
《袁世凱卷》共二冊，上起1874年，下迄1916年，共分六大部分，即家書、朋僚函電、公牘電文、批示手書、律令法規(guī)、其他。家書既有袁向其母親和二姐傾吐胸中積郁，也有陳述高官厚祿的得意之態(tài)。袁在朝鮮時期宦海沉浮及思想變化，在此一覽無遺。
朋僚函電主要是他顯要以后和徐世昌等人往來書信。內(nèi)容有小站練兵片斷和鎮(zhèn)壓義和團的情況。最有趣味者是他身為民國大總統(tǒng)，竟哀求張勛，說自己“非驢非馬”，其色厲內(nèi)荏，令人瞠目。梁啟超勸其不要稱帝函，既是珍貴史料，又是書翰墨寶。
批示手書主要是袁的《二十一條》及其他重要文件的朱批。它揭示了袁在中日談判過程中真實意圖、手法及其尷尬相。袁對《新約法》草案大刀闊斧修改，正是他擴充權(quán)力，企圖當(dāng)終身總統(tǒng)的目我描述。
《黎元洪卷》共十四冊，上起1913年，下迄1928年，分八大類，包括中樞要事、省區(qū)要政、軍事概況、財政經(jīng)濟、中外關(guān)系、文化教育、外電譯件和雜事。
《徐世昌卷》共九冊，起自1893年，止于1922年。本卷資料按年月日排列，內(nèi)容涉及清末民國兩個時期。其中有與親朋們往來函信、擔(dān)任財政處官員時的資料、出任練兵處會辦時資料?！秴蔷板ゾ怼饭舶藘裕詢?nèi)容分成國會、國會會務(wù)與財務(wù)、局勢上、局勢下、南北議和、曹錕賄選與羅文干案、經(jīng)濟與經(jīng)營、綜合。
吳景濂(1873年一1944年)，字蓮伯，遼寧興城人。曾任南京臨時參議院議員、國民黨理事、眾議院議員、袁政府高等顧問、眾議院議長、廣州國會非常會議議長、護法軍政府高等顧問。1922年吳景濂在天津召集一批議員成立“第一屆國會繼續(xù)開會籌備處”，宣布即日行使職權(quán)。1923年10月，操縱國會選舉曹錕為大總統(tǒng)。不久，因議長任期問題，被迫離京。1925年，吳赴武漢追隨吳佩孚的“護憲”。郭松齡反奉時，吳景濂又企圖利用郭回東北參政。郭松齡失敗后，吳景濂的企圖破滅。吳佩孚的“護憲”又受到了張作霖的反對，吳景濂在無可奈何返津隱居。吳在隱居期間，參與教育活動。抗日時期，吳保持晚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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