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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四庫全書》的編纂，于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提出，第二年二月正式建立四庫全書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底，第一部《四庫全書》，即文淵閣本，正式修成，歷時九年。此后，又陸續(xù)繕寫三部，即文溯閣本（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文源閣本（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文津閣本（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可以注意的是，文津閣本是北方四閣本最后一部抄成的，且距第一部文淵閣本成書有三年之久，這其中當會有所正補（參見后所舉數例）。
　另可注意的是，《四庫全書》在成書后，曾作過兩次全面復查，而這兩次復查的起因都是從文津閣本開始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月，清高宗在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本貯藏地），于消閑時翻檢此書，發(fā)現有訛誤，于是下令全面復查。五十六年（1791）七月，高宗在避暑山莊又發(fā)現已經復查的文津閣本，揚雄《法言》卷一首篇竟有空白二行，大為生氣，又再次下令全面復查。而這兩次復查，文津閣本都是由總纂官紀曉嵐（昀）親自帶領有關人員進行的。
　除北方四閣本外，乾隆又下令再抄寫三份全書，分別庋藏于揚州文匯閣、鎮(zhèn)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應當說，這七部書，保存最穩(wěn)妥的還是文津閣本。藏于圓明園的文源閣本，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燒毀圓明園，文源閣本也即全部毀滅。太平天國戰(zhàn)事起，揚州文匯閣本、鎮(zhèn)江文宗閣本全部焚燒，杭州文瀾閣本也燒、散大半。其他如文溯閣本、文淵閣本則有幾次搬遷，唯獨文津閣本自1914年遷至北京，后藏于京師圖書館，80年代移至北京圖書館新館，長時期未經移動。正因如此，也就引起重視，其他三閣本曾分別據文津閣本加以抄補。如1917年，時尚貯存于清內務府的文淵閣本，經檢查，有9種書缺佚，共缺23卷，就據文津閣本補抄。1934年，藏于沈陽的文溯閣本，也發(fā)現有缺卷，就特地派人到北京，據文津閣本補抄了《揮麈錄》等三書。至于杭州文瀾閣，被毀后，則據文津閣本補了更多?？梢娢慕蜷w本在歷史上已起了相當大的文獻補輯作用。
　也正因如此，20世紀前期，文津閣本就受到學者的重視。1920年，前輩知名學者陳垣就曾親自對文津閣本進行清查，統計全部收書3462種，列有103架，6144函，36277冊，2291100頁。陳垣先生還細閱文津閣本所收書的提要，發(fā)現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不少差異，因此與幾位學者共同撰寫《景印四庫全書提要緣起》一文，建議將文津閣本的提要匯集影印出來。這可以說是提議影印文津閣本的首例，至今已有八十多年。
　20世紀90年代初，國家圖書館研究員楊訥先生提議并主持了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與文津閣《四庫全書》原書核對錄異的工作，核對從集部開始，后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共15冊，二百余萬字。據該書統計，文淵閣本集部共收書1273種，其中與文津閣本有差異的有788種，而宋代詩文集，文淵閣本失收、可據文津閣補入的，有1160條，涉及118種書。后臺灣研究宋史的學者黃寬重，曾據此《補遺》一書，撰寫一文：《文津閣本宋代別集的價值及其相關問題》。黃氏仔細將《補遺》與影印文淵閣本核對，發(fā)現《補遺》也有疏忽，提出《補遺》所收的宋人詩文，實際上有些已收于文淵閣本，不過卷次不同，而為編者重復收錄。但他認為《補遺》所輯的大部分，確是文淵閣本所缺的，因此以為：“文津閣本宋代文集的部分，保留了不少各書作者個人生平事跡及詩文的評論資料，對研究各文集的作者提供了更為豐富的資訊；此外文中也保留許多對研究宋代史事有所助益的史料，顯示文津閣本的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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