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標近年來屢見不鮮，各種各樣的“既要…，又要…”，看上去全面公允，實則以一廂情愿的幻想代替不可避免的痛苦選擇

　　概念不清，邏輯混亂，目標沖突，利益糾纏，踉蹌而行的宏觀調控又一次來到岔路口上。經濟景氣下降原本是政策想要實現的目標，真到效果初現時，人們卻又驚異不安起來，近日各種議論見諸報端，援引中小企業(yè)融資困難等理由，吁請政府緩行宏觀調控。

　　中小企業(yè)融資的困難由來已久，并非始于宏觀調控之時。雖然與宏觀經濟形勢有關，從本質上講，中小企業(yè)的融資不是宏觀經濟問題，而是微觀結構性障礙所致。與此相類似，出口企業(yè)目前經歷的主要是轉型的痛苦，如果說宏觀因素的話，外部需求疲軟的影響更大，即便放松國內的宏觀調控，恐怕也無法從根本上扭轉局面。對于微觀問題，需要尋求微觀解。

　　中小企業(yè)融資難的根子在于金融機構的缺失，在于金融改革的落后。我國的金融體系以銀行為主導，由其業(yè)務性質決定，銀行不可能滿足中小企業(yè)的融資需求。銀行信貸有著顯著的規(guī)模經濟效應，貸給小企業(yè)10萬元還是貸給大企業(yè)10億元，貸款成本差不多，銀行都要投入人力、財力和時間，調查分析借貸人的還款能力和信用歷史，而這兩筆貸款的收益則相差1萬倍，銀行理所當然地會“嫌貧愛富”。第二，中小企業(yè)沒有太多的固定資產作為抵押品，對于這類客戶，銀行往往敬而遠之。第三，中小企業(yè)多為民營，若貸給國企出現壞賬，一般認為是銀行業(yè)務人員的工作失誤；貸給民企而無法回收時，經辦人則有可能面臨經濟犯罪的指控，這種風險的不對稱已成為銀行業(yè)的一個潛規(guī)則。

　　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中，成本-收益的不對稱以及風險-收益的不對稱決定了中小企業(yè)的融資難具有內生的制度必然性，而當前的宏觀政策不動利率而控制貸款數量，對中小企業(yè)如雪上加霜，在人脈和關系上處于天然劣勢，它們很難拿到貸款額度，不得不求助于地下信用機構，承受幾倍甚至十幾倍于官方利率的借貸成本。

　　中小企業(yè)的融資靠大量的、民營的、小型草根性金融機構來解決，目前東南沿海60%-70%的民間利率正說明了社會上存在著對這種金融服務的巨大需求，同時也反映了這類金融機構的嚴重短缺?！胺彩谴嬖诘模际呛侠淼摹?，民間草根性金融機構的合理性就在于它們能夠解決大型銀行所無法解決的問題——成本和收益的不對稱以及風險和回報的不對稱。貸款業(yè)務的最大成本是信息成本，貸款的風險也來自于信息的缺乏。小型的草根性信貸機構因貼近中小企業(yè)，熟悉當地情況，獲得和分析信息的成本遠低于營業(yè)部設在城里的大銀行。筆者曾碰到一位民營信用社的業(yè)務員，每天騎著自行車在鄉(xiāng)間閭里走訪他的客戶，“別說客戶的生意和收入，連他家今天冰箱里有什么東西我都知道”。有如此充分的信息，難怪這家信用社的不良資產低得出奇。

　　“凡是存在的，都是不合理的”，70%的民間利率的不合理性顯而易見，但這不是宏觀調控的過錯，對民間金融機構的過度管制堵塞了融資渠道，利率和信貸數量的行政管制則分割了市場，造成了資金成本的極大扭曲。在利率和信貸市場化的環(huán)境中，相信即使宏觀再緊縮，利率也不會高到70%的地步。中小企業(yè)融資的解決方案因此應該是放松管制，加速金融機構的創(chuàng)新，推進微觀層面上的改革，而不是將微觀問題宏觀化。

　　能否暫緩宏觀調控，待中小企業(yè)渡過眼下的難關后再啟動金融改革？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通貨膨脹比中小企業(yè)融資問題更為緊迫，一旦放松宏觀調控，通脹立即抬頭。歸根結底，這是一個你到底想要什么的問題，是成本和效益的權衡，犧牲幾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以控制通脹，還是容忍通脹繼續(xù)上升以保持增長？熊掌和魚不可兼得，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宏觀調控不可能同時兼顧兩個相互矛盾的目標。

　　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標近年來屢見不鮮，各種各樣的“既要…，又要…”，看上去全面公允，實則以一廂情愿的幻想代替不可避免的痛苦選擇。例如既要保證成品油的供應，又要抑制物價的上升；既要維持匯率的穩(wěn)定，又要防止流動性過剩；既要控制通貨膨脹，又要保持經濟的增長。說穿了其實就是一句話，既要馬兒跑得快，又要馬兒不吃草。

　　當涉及到目標選擇時，宏觀政策就已超出了純經濟學的范疇，利益博弈成為影響政策的重要因素。實行擴張性宏觀政策沒有問題，發(fā)票子，給補貼，無論多寡，好處人人有份，個個稱贊政策英明。緊縮就不同了，房價地價下跌，地產商和地方政府收入減少，于是有暫緩調控的呼聲；上市公司盈利下降，股市牛去熊來，股民和市場人士也盼望暫緩；企業(yè)經營困難，稅收和就業(yè)形勢嚴峻，商會、協會和地方政府上書，同樣是眾口一詞地懇請暫緩。倘若跟著民意走，宏觀政策必然變成單邊的，只許擴張，不許緊縮，就像我們的股市一樣，只許上漲，不許下跌。

　　回顧1993年-1994年的高通脹期，那時的情景與今日何其相似，除了中央政府，幾乎沒有人警示通脹的危害，即使CPI通脹已達20%以上。為什么只怕經濟增長放慢而不怕通脹？這又和風險-收益的不對稱有關。地方長官關心的是本地的稅收與就業(yè)，也就是本地的經濟增長，而不必承擔高增長的風險——通貨膨脹，控制通脹是中央政府的責任。

　　為了更好地平衡短期和長期利益以及局部和整體的利益，我們再次提出建立宏觀政策的聽證會制度，再次呼吁加強政策制定部門特別是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中央銀行直接向全國人大匯報，不再作為內閣的一部分，行長任期與政府任期錯開，立法保證中央銀行制定貨幣政策的全權。中央銀行在充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后，獨立地做出關于貨幣政策的最終決定。

　　當前經濟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宏觀和微觀交織，國內與國外互動。我們需要準確判斷，理清頭緒，既不能將微觀問題宏觀化，用宏觀政策扶助企業(yè)；也不能將宏觀問題微觀化，用行政管理的方法治理通脹。通貨膨癥的定義原本清晰無誤，“通貨”即流通中貨幣，“膨脹”就是增長速度過快，“通貨膨脹”指貨幣超發(fā)引起的物價全面上漲，是個總量問題，是個貨幣現象，從緊的貨幣政策此時萬萬不可放棄。

　　微觀層面上的問題要從改革上找答案，解除管制，開放投資領域，特別是重要的服務業(yè)如金融、電訊、交通運輸、文化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媒體娛樂等，加速資源從制造業(yè)向服務業(yè)的轉移，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通過經濟結構的調整降低能耗和排污，盡快實現我們談了多年卻鮮有進展的經濟轉型和企業(yè)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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