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交已久的朋友東林書院魏東林先生發(fā)了一條微博：

　　湖南大學的前身是岳麓書院？如此“校史”就是個“笑史”，若如此，湖南大學豈不比12世紀創(chuàng)建的牛津大學還早300年？教育是什么？教育是一種精神。湖南大學繼承了岳麓書院的校址、校舍、校產，并開創(chuàng)了數以億計的門票收入，但真正的繼承，是繼承其精神。斯人千古，文脈斷裂，羞談“前身”。

　　言辭有點激烈，大學可能聽著有點刺耳，但確實觸及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中國的大學精神究竟應當從何處去找？大學的“前身”對于“今身”的意義究竟何在？

　　受無所不在的進化論之影響，受中西狀況巨大差距之刺激，二十世紀的中國人，當然主要是指知識分子，及接受過一定教育的各界精英，普遍具有強烈的進步主義理念。人們普遍以新為美，拼命追求現代化。為此，不惜對固有文化進行全盤破壞。比如，那個世紀中期，各種老字號都消失了。大學同樣被集體動了一次大手術：本來好好的大學，被拆拆合合。幾乎所有大學的歷史中斷，面目全非。即便北大，同樣如此：人們今天似乎都以為，未名湖伴隨著北大的成長。其實，北大是雀占鳩巢，北大現校園是原來的燕京大學校園。到上世紀90年代，大學又被動了一次手術，剛有幾十個年頭歷史的大學，在心血來潮的大學合并浪潮中，又被活活掐死。

　　不過，這種求新的瘋狂勁兒畢竟弱多了。從80年代起，社會趨于正?；藗兊膬r值觀念也趨于正?；?，其中一個重要趨勢是：老物件值錢了。商業(yè)界的老字號價值飛升，剛鼓搗出來的白酒，也紛紛然打著大明朝的旗號招搖于市。大學也同樣開始追溯自己或真或假的歷史。北京大學把自己追溯到大清的京師大學堂，還算靠譜。有些大學，因為占著當初教會大學的校區(qū)，把歷史也上溯于19世紀后期，讓人有點怪怪的。更有些大學，比如湖南大學，因為與古代的書院有關，把自己的前身定位于幾百年、上千年之前，雖然有點牽強，心情其實也可以理解。

　　不管怎樣，大學知道追溯自己的前身，總是一件好事情，也離大學之為大學的本質接近了一步。文明是共同體的知識和智慧在時間過程中積淀而成的，教育是高級文明體的血脈，它把文明灌注于社會成員，讓他們成為自己的承載者、建設者。古代的書院、西方的大學就是高等級的文明教化載體，它們都有文明傳承意識之自覺，更進一步說，都有本文明之永恒性的守護者意識之自覺——在守護中，也自然有變異。西方現代最卓越的大學，也都自覺地把自己置于有始而無終的時間之流中，把自己當成文明傳承的一個環(huán)節(jié)。

　　中國的大學知道追求自己的前身到19世紀中后期的書院、大學，甚至到宋代、明代的書院，并到處炫耀，這可以說是文明傳承意識的自覺。當然，這只是第一步，最膚淺的一步。由此，大學應當繼續(xù)往前走，比如，北京大學能否承接當初京師大學堂的精神，或者湖南大學能否承接岳麓書院的精神。

　　不僅僅是精神，還有教育理念。中國現代教育體系之建立，從一開始就存在嚴重的理念偏差：幾乎完全倒向現代的技術性知識之傳授，而忽略文明的傳承與滋養(yǎng)，忽略人之養(yǎng)成。這樣的教育理念完全與古典教育理念相反。如朱子在《大學章句集注》序中所說，古典之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jié)，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古典大學則“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這是大人之學，也即君子之學。小學、大學都包含技術性知識之傳授，但根本目的則在立人、成人，知識傳授是服從于這個根本目的的：小學培養(yǎng)普通人為完整的人，大學則培養(yǎng)領導社會之君子。現代社會當然與古典社會不同，對技術性知識的需求較多，但決不意味著立人教育就不重要。但中國現代教育體系中，幾乎完全沒有這方面的教育。

　　因此，大學既然愿意以書院為前身，那就應當繼承書院的教育理念，以傳承中國文明為己任，以立中國人為己任，以培養(yǎng)堪當社會各個領域領導之責的仁人君子為己任。這些是古代書院的目標。今天，不需要所有大學都追求這樣的目標，也許，大多數普遍大學的責任就是培養(yǎng)技術性人才。但中國文明也傳承，中國社會要有良好秩序，就需要一些大學承擔起這些責任。

　　那些自認為有歷史傳承的大學，對此責任義不容辭。比如，湖南大學似乎可以嘗試把岳麓書院辦成大學里的一個特區(qū)，恢復岳麓書院的人才養(yǎng)成模式。比如，吸收全省最優(yōu)秀的青年，可來自各個大學，甚至可以是在職者，延聘名師，于正常學業(yè)之外，研讀中國經典，尤其是經學、史學，并修習禮儀；同時也研讀西學經典。如此大人之學之展開，也完全可以提升整個大學的精神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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