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艾略特曾經說過：“不成熟的詩人模仿，成熟的詩人剽竊。”盡管這種說法既精煉又形象，但在處理知識產權糾紛時，用處可能不太大。

各家公司都小心翼翼地保護著自己的資產。競爭的現實意味著，在專利權和版權問題上的自滿心態(tài)可能是致命的。藝術家們拿剽竊問題開玩笑似乎無傷大雅。但商業(yè)領袖很少這么做。

如果你參加了近日在紐約召開的美國出版商協會年會，你就會看到一位非常沒有幽默感的資深企業(yè)高管。微軟公司負責版權、商標和專業(yè)機密事務的法律副總顧問托馬斯·魯賓向與會代表表示，谷歌立志成為全球關鍵的信息和內容來源的想法，將使其步入道德歧途。

魯賓將谷歌形容為一種商業(yè)寄生蟲，自身不創(chuàng)造內容，只是利用他人的勞動賺錢。他對美國出版商協會首席執(zhí)行官帕特·施洛德最近的一段講話深表贊同：谷歌有“一種不得了的商業(yè)模式——他們將免費拿走你創(chuàng)造的所有東西，然后以此賣廣告”。魯賓表示，這種做法“系統(tǒng)性地侵犯了版權，斷絕了作者和出版商將其作品‘貨幣化’的一條重要途經，并繼而破壞了人們的創(chuàng)作動機”。

這聽起來顯然與谷歌最初聲稱的目標——“不做邪惡之事”有很大差距。當然，真正的情況要復雜一些。多數網民是否認可魯賓對谷歌的責罵還存在疑問。

谷歌很受歡迎，而且備受追捧，因為它很管用。沃頓商學院法學和企業(yè)倫理學教授凱文·沃巴赫表示，谷歌的成功開始讓包括傳媒公司在內的許多公司感到驚恐。“但這些傳媒公司想要而且需要谷歌，因為谷歌在兩方面做得非常好，而這兩方面工作是大多數傳媒業(yè)務的基礎：一是指引用戶找到相關內容，二是撮合廣告商與用戶。”

一個更大、更重要（也更自相矛盾）的問題出現了。什么才算“原創(chuàng)內容”？莎士比亞幾乎沒有創(chuàng)作過任何情節(jié)。他的大多數戲劇都源自史實或廣為人知的寓言?！跺e中錯》首次公演時被打斷過嗎？沒有。沒有人高喊：“嗨，別演了，這只是普勞圖斯《孿生兄弟》的改編版。”

我們現在所謂的“文藝復興”，在法國文學界還被稱作“la Restitution des Lettres”，即經典作品的復原或再現。如果拉辛選擇就歐里庇得斯的《希波呂托斯》寫一個自己的版本——正如他所做的，根本不存在剽竊或文化寄生問題。當時，模仿就是創(chuàng)造，而且是原創(chuàng)。

對于創(chuàng)造性和原創(chuàng)性，我們仍然背負著一種非常浪漫主義的觀念。我們想象這樣一個孤單的人物：他經歷了恍然大悟那個時刻，并從零開始，創(chuàng)造某種全新的東西。

但這種觀點完全錯了，而且在公司環(huán)境中毫無幫助。在這個世界上，很少有東西是完全“嶄新”的，也很少有東西是單獨一個人的工作成果。創(chuàng)新是一種團隊活動，每個人都要從外界發(fā)生的事情中學習并模仿很多東西。

美國加州哈斯商學院教授亨利·切斯布羅格在他的《開放商業(yè)模式》中表示，商界在自己周圍建立來的那種舊式保護壁壘必須推掉。我們需要開放，需要放下包袱。

“產品生命周期的縮短和成本的迅速提高，預示著較為陳舊、封閉的創(chuàng)新模式注定滅亡”，切斯布羅格教授表示，“只有通過接觸更多的創(chuàng)意，并將這些創(chuàng)意應用在更新型的產品和服務上，公司才能保持發(fā)展速度，并實現經濟上可行的創(chuàng)新模式。”與谷歌進行互利合作，可能是更好的戰(zhàn)略選擇。

我們需要提防怪異、一廂情愿的想法，即指望突然間峰回路轉，找到創(chuàng)造性問題的答案。成功的創(chuàng)新通常出現在一個持續(xù)、冗長，而且通常平淡無奇的時期末尾，是很費力的工作。

正如英國德蒙特福德大學教授詹姆士·沃德海森喜歡說的那樣：“我們這輩子已經聽到太多跳出框框去思考的說法了。”他反問道：“首席執(zhí)行官們什么時候才會去尋求一些更為‘框框內’的思考呢？”

創(chuàng)新還要求對一些“非原創(chuàng)的”理念保持開放心態(tài)。艾略特關于剽竊的那句名言還有后文：“差的詩人將別人的弄得更差，好的詩人將別人的弄得更好，或者至少能與之不同。”這其實有點像一個好的搜索引擎和聚合器，將老的內容以新的、有用的方式呈現出來。

莎士比亞似乎理解“原創(chuàng)內容”的不可捉摸之處。在《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場中，當國王克勞迪亞斯對其侄兒傲慢無禮的回應不以為然時，克勞迪亞斯和悲劇英雄哈姆雷特之間有一段簡短但生動的對話。

克勞迪亞斯：“哈姆雷特，這個答案里沒有我的東西，它們不是我說的話。”

對此，尊貴的王子回答說：“是的，現在也不是我的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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