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據報道世界銀行總裁決定任命林毅夫為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倘若最終能完成這一任命，將是歷史性地由非歐美人士擔任該職位。

　　眾所周知，世界銀行成立于1944年，又稱國際復興開發(fā)銀行，是國際上主要的政府間金融機構之一。1945年布雷頓森林體系正式宣告成立，其中美元可以兌換黃金和各國實行可調節(jié)的盯住匯率制成為其兩大制度支柱，而IMF和世行則成為兩大機構支柱。

　　根據世行宗旨，其主要業(yè)務活動是，對發(fā)展中成員國提供長期貸款以及對成員國政府或經政府擔保的私人企業(yè)提供貸款和技術援助，資助他們興建某些建設周期長、利潤率偏低，但又為該國經濟和社會發(fā)展所必需的建設項目。

　　然而，進入20世紀后期，區(qū)域性金融危機不斷發(fā)生，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效率也受到廣泛質疑。隨著短期資本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沖擊日益明顯，原有金融秩序逐漸被顛覆。始于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全面爆發(fā)后，IMF和世行并沒有起到及時挽救相關國家的職能，由于它們的反應機制的落后與應對政策的失措，遭受了各界廣泛的批評。

　　首先，以IMF和世行為代表的布雷頓森林機構，之所以受到眾多詬病，根本原因在于決策機制的偏頗?；鸬姆蓊~和投票權的分配是IMF與世行決策的基礎，而作為其投票權分配基礎的基金"份額"已經不能準確反映當前的國際經濟格局。份額的依據是成員國在世界經濟總量和國際貿易中所占的分量，由國民收入、黃金與美元儲備規(guī)模、進出口等變量及其一定的權重組成。據此計算出份額，使發(fā)達國家獲得了主要的投票權，而中國、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則未能獲得與其經濟增長相應的決策權力。目前，雖然2006年IMF已經增加了中國等四國的投票權，但世行的改革一直沒有進展，這已落后于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

　　其次，世行由美國主導的格局，嚴重制約了世行的國際公信力。世行現(xiàn)有184個成員國，其中G7國家占有的投票權高達40％，僅美國一家就有16.38％。在重要決策需要85％以上多數票通過的規(guī)定下，美國就可以否決任何一項決策的通過與實施。因此，世行行長的人選由美國人提名，這已經是一個不成文的慣例。作為利益平衡，IMF的總裁職務則由歐洲人來提名。由于各成員各國權力地位極不平衡，發(fā)展中國家實質上缺乏發(fā)言權和領導權，因此只能處于被動地位，而世行在施行援助政策同時，也往往會把美國等西方國家意志 在受援國身上，從而使其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當然，世行的低效率已為人所熟悉，這也會影響美國的國際金融主導權，因此美國也會推進世行的適度改革，諸如數千萬美元的賬面漏洞、層出不窮的腐敗問題，都困擾著世行的改革。

　　還有，世行對發(fā)展中國家的嚴厲政策也不得人心。自成立以來，世行在支持發(fā)展中國家經濟改革與反貧困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同時其提出的苛刻條件也對受援國帶來很多負面影響。如世行對非洲高負債國家減免債務、提供援助提出了眾多附加條件，并且為了執(zhí)行"華盛頓共識"所奉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迫使受援國脫離國情進行開放和自由化改革，間接符合了美國等西方集團的利益，這也使得世行被蒙上了并不光彩的西方功利主義。

　　另外，世行的市場存在基礎逐漸萎縮，戰(zhàn)略發(fā)展方向亟待改革。世界銀行發(fā)放的貸款金額在近年來逐年下降，目前世行的主要貸款國集中為巴西、土耳其、俄羅斯和中國，盡管一些貸款項目的金額巨大，但總體貸款市場已經大大縮水。現(xiàn)在，一方面為了彌補IMF和世行的缺陷，許多國家展開了區(qū)域性金融合作，如亞洲地區(qū)在"清邁框架"下可以進行多邊貨幣互換來滿足流動性需要。另一方面，進入21世紀，許多新興市場國家都積累了巨大的外匯儲備，而私人資本也在國際金融合作中起到更大的作用。這些現(xiàn)象，都使得世行的吸引力不斷下降，存在的基礎也受到動搖。

　　面對上述種種問題，世行的運作機制和政策都到了必須改革的地步。在不影響美國的主導利益前提下，可以預見世行未來的改革主要在三方面：一是增加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話語權；二是改善支持發(fā)展中國家的具體模式；三是利用世行的研究能力和其他資源，尋求除借貸業(yè)務之外新的存在價值，如幫助發(fā)展中國家的制度改革。據此，可以看到，林毅夫如被任命為世行首席經濟學家，事實上符合了這些意圖。

　　應該說，從世行行長的變化中，也能看到相應的跡象。我們知道，2005年，從國防部退下來的沃爾福威茨入主以扶貧開發(fā)為主要任務的世行，進行"外行管理內行"的職業(yè)生涯，但最終在一系列丑聞中被迫辭職。新任行長羅伯特·佐利克被稱為歷任世界銀行行長中最了解中國的一位，他在任美國副國務卿時就提出了中美關系為"利益攸關者"的概念。并且在任行長后，多次指出要加強世行與中國的合作，以及試圖改良支援發(fā)展中國家的途徑。林毅夫是國際知名的華人經濟學家，不僅是中國經濟問題的權威，也在發(fā)展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方面頗有建樹，因此對他的任命，體現(xiàn)了佐利克嘗試推進世行改良，擺脫當前困境的意圖。

　　世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正式稱謂是"負責發(fā)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通常由著名經濟學者擔任，上世紀80年代以來，歷任首席經濟學家包括安妮·克魯格(Anne Krueger)、斯坦利·費舍爾(Stanley Fischer)、勞倫斯·薩莫斯(Lawrence Summers)、約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尼古拉斯·斯特恩(Sir Nicolas Stern)、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其中許多都是經濟增長理論或發(fā)展經濟學的權威。歷史證明，首席經濟學家對世行的發(fā)展策略會有重大影響，雖然任命亞洲人擔任該職位，只是美國進行的有限妥協(xié)，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其弊端，但從長遠來看，這必將有利于世行向好的方面發(fā)展，并且有利于增進中國和發(fā)展中國家的利益。（作者為中國社科院金融所貨幣理論與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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