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大講壇演講)

李煒光

天津財經(jīng)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學術帶頭人、博士生導師，《現(xiàn)代財經(jīng)》雜志主編


稅收已經(jīng)成為我們當下社會當中的熱點問題、焦點問題。但就在七八年以前，稅收還沒有多少人關注，學者也只是在學術圈子里做一點討論，現(xiàn)在為什么大家都關注稅收了呢？是因為我們國家發(fā)展到這個程度了——人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交的稅多了，“稅痛”問題突出來了，自然就開始關注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稅收問題了，包括稅制改革和稅收的民主、法治問題。以往我們比較多的是從稅收的制度上、法律上、政策上，而很少從道德的角度上來觀察稅收。今天我就想從道德的角度觀察一下中國的稅收、中國的稅制改革，就像畫一幅畫，把它盡量描繪得清晰一些。

稅收的本質體現(xiàn)國家的品質

稅收大體上可以分為直接稅和間接稅，我國現(xiàn)在的主體稅種是作為間接稅的流轉稅，占總稅收的70%左右，而流轉稅里最主要的稅種是增值稅。怎么區(qū)分是直接稅還是間接稅呢？看它是不是可以轉嫁。間接稅是可以轉嫁的，而直接稅是不可以轉嫁的。拿增值稅來說，增值稅的交稅人不一定就是這筆稅收的負稅人，因為這個負擔是可以通過抬高價格的方式把它轉嫁出去的。那么誰才是這筆稅收的最終負稅人呢？誰最終消費這件商品，誰就是它的最終負稅人。比如，農民購買農機具、種子、化肥等，農民就是最終的負稅人，流通環(huán)節(jié)層層傳遞下來的稅收最后都要由農民來承擔。直接稅正好相反，它是不能轉嫁的，比如個人所得稅，每個月你交多少稅，你的稅收負擔實打實就是多少，一般沒有辦法轉嫁給別人，所以你會真切地感覺到稅收對個人和家庭日常生活的影響。前年下半年開始的一段時間里，CPI增長比較快，每個家庭過日子都得多掏幾百塊錢，可是交的稅卻一點也沒有減少，這就是常說的“稅痛”的感覺。

稅收在我們的頭腦里從來就是政府掌握的一個收稅的工具而已，是一個技術的問題，這個看法明顯是有偏差的。應該看到，稅收還是一個政治的和道德的問題。前幾年經(jīng)濟學界討論經(jīng)濟學家講不講道德的問題，但是稅收學家們沒有介入這個討論，并不說明稅收遠離道德，而是距離道德問題最近。

我們以往所了解的稅收，是強制性、無償性、固定性三位一體，俗稱稅收“三性”，還有人把它作為稅收的形式特征寫進教科書里，好像要說稅收是不講情面、不講感情的，沒有什么道德不道德的問題。我國大學的稅收教科書里就沒有稅收道德方面的內容。但是我要說，這并不是一種正確的認識。稅收作為一種制度是由人來創(chuàng)設的，既然是人的創(chuàng)造，它就跟其他制度一樣，也是有生命、有情感、有愛、有自律等因素存在的，也不是制度或者法律、政策能解釋得了的問題，就是因為它們原本屬于道德的范疇。

比如對貧困人群減免稅收，就有某種情感的因素在里面；再比如稅收用于幫助社會的弱者，通過轉移支付建立社會保障，也是可以用道德來解釋的。西方國家現(xiàn)在有兩道社會安全網(wǎng)，第一道，如果你失業(yè)了，可以立即領取失業(yè)救濟金，不需要進行財產(chǎn)的調查，簡單辦個手續(xù)就可以領取，但它有一定時間的限定，期限過了還找不到工作，可以申請領取特困補貼，政府官員要到你家里進行財產(chǎn)調查。如果確認你確實由于某種原因不適合工作了，就可以領取特困補貼。特困補貼就是最后一道社會安全網(wǎng)，它的目標就是不讓一個人“過不下去”。現(xiàn)在經(jīng)濟危機正在世界上很多國家逞兇，美國的情況尤為嚴重，但美國卻不會出現(xiàn)1929年時失業(yè)率達到25%、社會極不穩(wěn)定的局面，為什么呢？就是有社會安全網(wǎng)在起作用，即使最窮的人，基本生活還是有保障的。

說稅收是有道德品質的，這個思想從哪里來的呢？柏拉圖在《理想國》里認為國家的政治體制是具有某種道德品質的，把它叫做“國家的品質”。亞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學》里把國家比作最高的善，回答了為什么要建立國家的問題，認為國家不是用來統(tǒng)治大家、壓迫大家、剝削大家的，而是為了完成某種最高的和最廣泛的善意，讓大家都能過上幸福的生活，是某種善業(yè)的需要。

中國先秦的思想家也有類似的思想，比如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據(jù)說這句話刻在聯(lián)合國大廈的墻壁上，很多人把它理解為個人品質的自律問題，其實先秦思想家的著作更應該被看做是一種政治哲學，是在訓誡統(tǒng)治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句話就是說給統(tǒng)治者聽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希望被壓迫，那么你就不要讓你的人民受壓迫；如果你不想被欺騙，你也不要欺騙你的人民。從稅收方面來說，如果你的財產(chǎn)不想被別人盤剝，那么你也不要對老百姓橫征暴斂，這就使治理國家?guī)в蟹浅娏业牡赖律省?

有人會問，柏拉圖他們說的是政治，不是稅收啊，那么稅收究竟是什么東西呢？應該說，稅收首先是政治，而且是政治權利的核心部分，然后它才是別的什么問題，這跟我們以往對稅收的認識有一個非常大的差別。

我國的《辭海》里“稅”的釋意是“國家對有納稅義務的組織和個人征收的貨幣或實物”；在牛津大學出版的《現(xiàn)代高級英語辭典》中，對Tax(稅)的英文釋意是“公民交給政府用于公共目的資金”。這兩種解釋是有明顯差異的。一個是國家、政府要征稅了，征收的是貨幣或者是實物，實際上只是說了一種客觀存在的現(xiàn)象，而牛津講的是公民交稅給政府，只能用于公共目的，我交稅給你，是在購買一種東西，就是公共產(chǎn)品或者是公共服務，不做這件事我是不會給你交稅的，目的非常明確。我們看到，一個是對稅收的解釋，道德是在的，一個解釋道德是不在的，這就是區(qū)別。
我們中國的思想家同樣也有相似的議論，比如《禮記》里記載，說孔子和他的學生經(jīng)過一座大山，路上碰到一個婦女在痛哭。孔子非常有同情心，就派他的學生子路去問一問她為什么哭，這個婦女回答說我的公公被老虎吃了，我的丈夫、兒子也被老虎吃了，我現(xiàn)在在哭他們?？鬃訂枺热凰麄兌急焕匣⒊粤?，你為什么還在大山里呆著呢？婦人回答說“無苛政”，孔子回來就對他的學生說，你們看到?jīng)]有，“苛政猛于虎”?。≡谶@里，苛政就是指苛重的稅收。這個解釋在史學界是沒有爭議的。

這位婦女是為了逃避重稅來到深山里，感慨自己的命運，她應該是一個納稅者，對她實施苛征重稅的是當時的政府，是沒在場的征稅者，孔子作為一位中間的評判者，那么這個評判者站在哪一邊了呢？他站在了交稅者這一邊，為納稅人說話，抗議政府的苛重稅收。

即使現(xiàn)在，能做到這一點的知識分子也不多見，但是2500年前的孔子卻做了，支持納稅人來抵抗苛重的稅收。支配孔子這樣做、同時也教育他的學生這樣去思考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一種非常高尚的道德。權力和權利，知識分子永遠站在權利的一邊，權力很強很強，不需要你去站腳助威。

在人類社會進步、發(fā)展的“關節(jié)點”上，經(jīng)常爆發(fā)納稅人運動，制度的演進、變革經(jīng)常是由稅收問題引起的，英國是這樣，法國是這樣，美國也是這樣。英國的查理一世因為征稅問題被砍頭，法國因為征稅問題引發(fā)了大革命，路易十六也掉了腦袋。英國向北美殖民地征印花稅、糖稅，引起了北美殖民地各州的強烈反對，興起了獨立運動，一個非常響亮的口號：“無代表，不納稅”誕生了。可以清楚地看出，稅收本身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問題。

中國也是如此，中國跟西方走的不是一條道路，在秦始皇建立皇帝專權制度之后，沒有像西方一樣有一個從國王手里搶錢袋子的過程，稅收權始終牢牢地掌握在國王的手里，雖然這個制度可以保證很長時間的穩(wěn)定，但是最終沒有找到出路，到了清朝，中國開始明顯落后于西方。而當中國發(fā)現(xiàn)不得不走民主共和的道路時，它的變革也是從建立資政院、審議朝廷預算開始的。1910年資政院建立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當年清政府的預算核減了1/5。所以稅收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工具問題，它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問題，既然是政治，就肯定有道德因素在里面。這個邏輯關系式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稅收的正義與道德密不可分

西方的思想家們對稅收原則的闡述，比如說西方的很多思想家，威廉·配第就提出了稅收的三原則：公平、便利和節(jié)省。所謂公平，就是納稅人的能力不同，稅收的負擔也應該不同，稅收對于任何人都要無所偏袒；便利，就是征稅的程序、手續(xù)和方法應該簡捷，盡量使納稅人在納稅的時候感到方便；節(jié)省，就是征稅過程當中的耗費應該盡量節(jié)省，盡量減少征收費用。

另一位西方的思想家亞當·斯密，提出了稅收的四原則。第一是公平，國民應該依據(jù)他在國家的保護下所得收入的多少為比例來交稅，具體說還包括三重意思，即取消免稅特權，貴族也應照章納稅，不允許任何人擁有免稅特權；第二是稅收要保持中立，征稅之后經(jīng)濟效率不能受到影響，財富分配的比例被改變，這是自由主義的經(jīng)濟學家們經(jīng)常闡述的一個觀點；第三是按照負擔能力的一定比例來納稅，因為每個人的負擔能力是不一樣的，負擔能力強的人征稅比例應該高一些，負擔能力低的人就可以低一些。第二個原則是確實原則，就是說稅法是明確的，不能朝令夕改，征稅的時間、地點、手續(xù)等都應一目了然。第三、第四個原則是便利的和最少征收費的原則，意思跟威廉·配第原則相近。

我們知道，亞當·斯密在寫作《國富論》的同時，還寫過另一本書，叫作《道德情操論》，學術界把它們并列為研究自由市場經(jīng)濟的經(jīng)典文獻，可是以往我們重視的只是前一本書而忽略了后一本書。亞當是在跟我們說，市場經(jīng)濟是講道德的，稅收財政也不例外，所以他提出的稅收四原則帶有強烈的道德色彩。

這之后，德國學者瓦格納又增加了一條：稅收的正義原則，簡單說就是，征稅必須有合法依據(jù)，必須以國民福利的增加為目的。而正義原也是個道德的范疇。

現(xiàn)代稅收理論又把稅收公平原則細分為橫向公平和縱向公平。橫向公平就是說納稅能力相同的人應該承擔相同的稅收，或者說征稅前收入相同、福利水平相當?shù)娜?，在征稅之后他們的收入或福利水平還應該是相當?shù)?；再一個是縱向公平，就是納稅能力不同的人他們的稅負也應該有所不同?；蛘哒f，對福利條件不同的人必須要區(qū)別對待，使其交納不同數(shù)額的稅。

我們從這些原則中可以感受到其中的稅收道德的意蘊，甚至它們本身就是從道德的角度上來解釋稅收的，公平、正義、簡便、節(jié)省、慈善、自律等，都是稅收道德的范疇，或者與道德密切相關，至今仍是大部分國家治稅的原則。稅收與道德不僅不能分離，反而最應該相互交融、相互浸潤。稅收，必須是符合道德的稅收。
稅收公平是稅改的道德目標

下面我們依據(jù)一定的道德水準，來衡量一下我國的稅制改革，看看究竟存在什么問題。

稅收公平

稅收公平的標準至少應包括以下內容：

——個人收入、性別、職業(yè)等條件相近的人，其所擁有的權利和所承擔的義務應當是相近的。

——有時候需要適當增加高收入者的稅負，通過轉移支付來支援低收入者，但只有必要的時候才這樣做。成熟的政策不是消極地消減高收入者的所得，而是設法積極地增加低收入者的所得。

——對弱勢企業(yè)的扶植應超過給予強勢企業(yè)的支持。

——政府須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水平，追求府民之間的“買賣公平”。

我國個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由來已久，最近的兩稅合并、新醫(yī)改方案的出臺等，說明政府也在努力，但現(xiàn)狀仍不很樂觀。比如從我國的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看，由1978年的2.57倍擴大到了2005年的3.22倍。2005年，全國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4.8萬億元。這4.8萬億元里，職工工資總額只有1.9萬億，占可支配收入的39.6%。也就是說，60%以上的可支配收入不是工薪階層的，被少數(shù)人占有了。職工工資總額占國內生產(chǎn)總值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1991年時是15.3%，1996年變成了13%，2000年降到了12%，到2005年又降到了11%。也就是說，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超過居民個人收入的增加，而居民的財產(chǎn)性收入超過工薪報酬方面的收入。另外，少數(shù)壟斷行業(yè)，比如石油、電信、金融等行業(yè)的收入，明顯要高于一般居民收入。這說明，我國的稅收沒有很好地起到調節(jié)社會貧富差距的作用。


我國個人所得稅是分類征收的，分成11個類別，相當于我們國家有11種個人所得稅，而起征點僅限于工資薪酬這一類。我們取得勞務報酬、取得稿費報酬，不是超額累進征收，而是按照20%的比例稅率征收的。這種稅制的問題是，它并沒有針對財產(chǎn)性收入征稅，工薪階層的收入?yún)s成為主要的稅收來源。富人交稅的比例比較小而工薪階層交稅比例大，這樣的稅收格局怎么可能公平得了？

目前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應該說是比較慢的，一個“起征點”就搞不定，與民眾的期望總是隔著一層。未來的方向，應該是往綜合性所得稅制演變，簡單說就是把一個人所有的收入綜合起來，歸并到一個稅號下面，或者身份證號碼下面也行。你取得多少收入，在多少家銀行存了錢，統(tǒng)統(tǒng)都算在一起計算應納稅額，這就要求銀行體系的跟進，計算機系統(tǒng)的聯(lián)網(wǎng)，現(xiàn)在還沒有做到。分類的其他幾種稅，采取的又不是超額累進征收，高收入者經(jīng)常并沒有承擔較多的稅負，而中低收入者因主要收入來源是工資收入，又在代扣代繳制的籠罩下面而成為個稅的主要承擔者，于是社會貧富差距被拉大。瞭望周刊去年有個調查，稱中等收入階層被個人所得稅擠壓過重而發(fā)生分化，這是一個令人警惕的現(xiàn)象。

流轉稅的改革，其中的主體稅種增值稅的改革，即生產(chǎn)型轉換為消費型，它最大的好處就是購進固定資產(chǎn)那一部分交的增值稅，可以計入進項稅額與銷項稅額相抵，企業(yè)稅負因而減輕，具有鼓勵投資的作用，這個改革正在進行，但并不是說增值稅的改革已經(jīng)徹底完成了。首先，流轉稅的稅率還應該適當下降，按照我國學者的計算，我國增值稅的稅率還偏重，現(xiàn)在17%的稅率，如果下調到15%，對于企業(yè)來說盈利的空間就比較大了，企業(yè)投資發(fā)展的積極性就會大大提高，增值稅的中性的特性就能更好地體現(xiàn)出來。其次是涉及小規(guī)模納稅人的改革，現(xiàn)在還是按照發(fā)票全額征稅，所以增值稅的優(yōu)越性在小規(guī)模這一塊就體現(xiàn)不出來，他們不能正常地與一般納稅人同樣享受稅額的抵扣。比如說小規(guī)模納稅人的認定標準、起征點，稅率等，都應該適度調整，把活兒做細。第三就是交通運輸業(yè)、服務業(yè)還是征收營業(yè)稅，問題是，交通運輸企業(yè)與增值稅一般納稅人，一個交營業(yè)稅、一個交增值稅，兩個對不上口。營業(yè)稅的特點是一筆交易就要納一次稅，這就容易造成重復征稅的問題。所以，進一步擴大增值稅的征稅范圍和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的認定范圍，把小規(guī)模納稅人和交通運輸業(yè)、服務業(yè)的一部分納稅人擴進增值稅的范圍之內，應該是下一步稅制改革的重點，否則不公平的問題不可能真正解決。
現(xiàn)在一些企業(yè)主把自己的財產(chǎn)開始向下一代轉移，一些地方甚至出現(xiàn)了少兒莊主、少兒企業(yè)家，因為沒有遺產(chǎn)稅，也沒有贈與稅，就容易出現(xiàn)這種財富的代際轉移的局面。他知道早晚要開征這個稅，就把財產(chǎn)往下一代轉移，這就把這一帶的貧富差距帶到了下一代。目前我國企業(yè)家平均來說也就是四十多歲，占了絕大多數(shù)。60歲以上的才占3.5%，55歲到59歲的占25%，49歲以下的占到70%左右，所以如果這一塊的稅收缺了的話，只會使我國的貧富差距變得更大?？墒乾F(xiàn)在有一個問題，現(xiàn)在開始征遺產(chǎn)稅的話，有70%的人還不到健康迅速衰落、接近死亡的年齡，開征這個稅就沒有多大意義，那么，應該怎么面對代際之間財產(chǎn)轉移的問題呢？可以考慮先開征贈與稅，只要你轉移財產(chǎn)，就得交這個稅。

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的現(xiàn)實，使得我們沒有辦法再回避遺產(chǎn)稅和其他的各種涉及公民個人財產(chǎn)的稅收問題了，應該重新組合一下我們的稅收了。未來中國的新型的稅收組合，應該是以所得稅為主體稅種，流轉稅退居其次，而且應該是由一系列輕型的稅收組成的一個完整的體系。在稅收領域，應提倡“公平優(yōu)先、兼顧效率”的理念和原則，這是由公共財政的性質所決定的。

法定程序將增加稅收的正義性

稅收正義至少應包括以下內容：

——稅收具有合法性來源。

——納稅人擁有權利。

——公民財產(chǎn)權在政府征稅權之前。

——征稅的目的是改善和提高國民福利。

——政治上排除對特權者的免稅。

——有完善的糾錯機制并及時糾錯。

稅收的正義性首先來自于它的合法性，是經(jīng)過法定程序的，指定的目的、用途必須是提高國民福利，而不能用于培植政府機構自身，弄個職能、規(guī)模越來越大的無限政府出來，那就是稅收的不道德了。

今年“兩會”上，有的官員以代表或者委員的身份發(fā)言，說近期政府沒有調整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意圖，不在這次討論之列；還說四萬億財政大投資的計劃不在這次“兩會”討論的范圍內、官員財產(chǎn)公開的問題也不在討論之列等等。南方都市報登了一個漫畫“脫吧”，給大家很深的印象。官員有什么權利說這個話呢？官員們說這個話，不說他是不是合法，首先就不符合稅德。是納稅人養(yǎng)活著你，不是你養(yǎng)活納稅人。

稅收是對公民財產(chǎn)的剝奪，涉及公民的基本權利，所以它應當由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大會來投票決定，而不是由執(zhí)掌公權力的少數(shù)官員來代替國民自定。所以稅收、財政應該是人大開會的核心議題，代表委員們不談稅收談什么？我們?yōu)槭裁椿ㄙM大量資金開“兩會”，就是為了審議財政、稅收、預算，這才是人大、政協(xié)的“正業(yè)”，最最核心的任務。
人民代表大會討論稅收、預算問題，經(jīng)常反映說“看不懂”，這一個可能是代表不了解這方面的專業(yè)知識，另一個可能是沒有很好地落實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代表們認為討論這些問題沒有用。我們國家20多個稅種，真正通過人民代表大會立法程序立法的，只有個人所得稅和企業(yè)所得稅，加上一個稅收征管法，其他的稅種都是由政府自己下文件就征收的。1984年、1985年全國人大曾經(jīng)兩次授權給國務院，把一些主要稅收政策的決定權轉授給政府，此后人大一直沒有收回這些權力。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授權應該是有邊界的，應該是具體的，可收回的。沒有邊界的授權，籠統(tǒng)得沒邊兒的授權，不可回收的授權，不是真正的授權，而是稅收大權的旁落，說明那個權力已經(jīng)不在你的手里了。

正是因為權力歸屬的模糊不清，所以一直到現(xiàn)在，1984年、1985年的那次授權還在起作用，也就是說，決定我國稅收怎么征的不是人大，而是政府，這也就難怪有官員可以理直氣壯地說“這次不討論”之類的話。

可是我國的法律并不是這樣規(guī)定的，我國有憲法，有立法法，都明確規(guī)定了預算、稅收問題的決定權在人民代表大會，從正義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制度是不是有缺陷？有問題？人民代表大會不能正常履行最高權力機構的某些職責、職能，不能真正代表他身后的億萬納稅人，不能擁有對稅收、對預算問題的發(fā)言權，無論拿出什么樣的理由都是解釋不通的。這次兩會上，上海財經(jīng)大學的蔣洪教授提交的三個提案，第一個提案就是稅收權回歸人大，但是顯然，這個聲音沒有很響亮的傳遞出來，也沒有人敢去較真。正常嗎？不正常。

減少增收成本以促稅收之善

稅收有善惡之分，有善稅，也有惡稅。善稅至少應包括以下內容：

——把善對納稅人，救濟貧弱視為職責。

——合作關系：不把納稅人當敵人、當仇人、當賊防。

--稅率、稅目、稅種的選擇等比較中性或輕型；

--在經(jīng)濟衰退或出現(xiàn)財政困難時，不依靠增加納稅人負擔解決財政需要，如王安石所說：“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是一種非常重要價值的思想。

——稅收政策應對民間慈善事業(yè)給予鼓勵。

善稅的道理是說，政府征稅，只可“取蛋”，不可“殺雞”，否則，人民可能未受經(jīng)濟發(fā)展之利，卻先受其害。過去那種征稅者的“四鐵原則”——鐵的紀律、鐵的手腕、鐵的面孔、鐵的心腸，應該立即退出歷史舞臺。

資源是珍貴而稀缺的，稅收資源同樣如此。每一分錢都是納稅人創(chuàng)造的血汗錢。征稅者、用稅者應該懂得格外珍惜，但顯然做得不夠好。我國1999年的征稅成本約占稅收總額的3.12%，目前這一比例己經(jīng)達到5%-6%，而同期美國征稅費用占稅收總額的比例為0.58%，日本為1.13%?；?ldquo;別人的錢”大手大腳、浪費資源、腐敗貪賄、征稅和納稅成本過高的問題必須糾正。

擴展閱讀

版權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