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幾年中，腐敗的一個重災區(qū)是國有企業(yè)產權改革。對此種腐敗，主流經濟學家似乎持一種肯定態(tài)度，因為，按照他們的邏輯，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產權轉移到私人手里就好，因為，私人產權的擴展會推動市場制度的發(fā)育。

然而，這樣的推論很可能是輕率的。歷史上已經有過非市場條件下經濟快速增長——當然不是長期的——的事情。即便是私人企業(yè)的存在本身，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存在著市場制度。這種說法乍看起來有點奇怪，但其實是歷史的常態(tài)?，F代市場制度在英國確立之前，甚至在此之后的絕大部分國家，都以私人經濟為主體，但卻并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市場制度。

市場是什么

原因在于，市場并不是一種不無依傍、自足的資源配置機制。主流經濟學把市場理解為一種有效配置資源的機制，顯然過于技術化了。相反，市場就其本質而言，是一套可擴展的人類合作與交換秩序，它以一整套道德信念和憲政規(guī)則為基礎。比起其他組織經濟活動的方式來，它的根本特征是自由，市場意味著，任何強制性權力都受到控制，人們可以自由地進行自愿交易。效率不過是市場的這種正義本質的一個附帶后果而已。因為，市場制度不是配置資源的機制，而是確保這一機制正常運轉的更高層面的整套規(guī)則、程序。

也只有基于這一市場概念，我們才能夠理解，為什么人們會把市場的現代歷史從近代英國算起，而不是從北宋、從西班牙算起。而英國率先實現從前市場的經濟制度向市場制度的轉型，乃是因為種種偶然因素湊到一起，使英國人的精神與整個社會規(guī)則體系實現了某種躍遷。在這些偶然因素中，最為重要的是清教與普通法。

關于清教與資本主義起源之間的關系，眾多學者進行了研究，尤其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英國學者托尼的《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從不同角度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清教倫理有助于資本主義的形成。但他們的理論主要解釋了，清教如何改變了英國人對待財富、對待經濟活動的態(tài)度，從而使人擺脫中世紀教條的倫理束縛，無所顧忌地投入到發(fā)財致富的活動中。

這一點顯然不足以解釋，清教對于作為制度的市場的整套規(guī)則體系之形成，發(fā)揮了何種作用？事實上，從中世紀中后期起，尤其是經歷文藝復興之后，歐洲南方拉丁國家的人們已經大體上改變了對財富、對經營活動、對利潤利息的看法。那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似乎也相當快速。所以，近代初期的意大利各城市、西班牙、法國相當富裕。發(fā)財致富、或者追逐利潤的精神，跟市場制度并非一回事。

清教以一種方式成了市場制度的催化劑?，F代民族國家形成之初，就催生了第一套系統(tǒng)的經濟思想體系及政策方案，即重商主義，新興的國家突破中世紀國家-社會之間的界限，試圖管制經濟，增加王室財政收入。為此，國王發(fā)放專利、設立壟斷，強征高額關稅。英國也不例外，時為16世紀中后期，即著名的伊麗莎白女王在位時期。《大國崛起》電視片似乎把英國崛起歸功于這位女王的英明領導。然而，正是這位女王，妨礙著市場制度的發(fā)育，因為，她最樂于出售壟斷特權。1601年，英國議會下院就壟斷問題進行辯論的時候，就給壟斷下了一個十分精當的定義：“對某種公共物品(城市的或全國的)限于由某一人私人使用”。

面對這樣的壟斷，純粹具有“經濟人”理性的商人們的本能反應當然是，通過報出更高價錢，或者走通高層關系，讓自己也成為壟斷者。當代中國的一些企業(yè)家也正是按照這樣的邏輯賄買相關官員的，經濟學家將這視為一種歷史必然性。打破壟斷盡管合乎商人整體的利益，但對任何單獨一位商人，其成本都太高了，那樣做太傻，用經濟學家的話說，太不理性。事實上，當時，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等經歷過文藝復興深刻影響的國家的人們，正是這樣想的，那里成了腐敗的樂園——當然，也就與市場制度無緣。

英國商人與市場制度

但是，清教倫理卻讓部分英國人甘愿當傻子。這里不妨引用19世紀杰出歷史學家基佐在其《1640年英國革命史》開篇的一段生動描述：“他是一個基督徒；他在他自己家里，在朋友群中，大膽地探查天賦權力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塵世的權力，是高超到不容許探查的呢？他在他的《圣經》里頭讀上帝的法律；他因為要服從上帝的法律，就必須違抗其他法律；因此，他必得確定別的法律所應該止步的地方。一個人要曉得一個主人的權力的限度何在，不久就得要追尋君權的起源：現在整個英格蘭所探查與談論的，就是君權的性質及一切權力的性質，這些權力在古代的限度，新近是怎樣掠奪他人的權利的，如何才能認它為合法，以及合法性的來源：這種探查開始時是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并非出于愛好而是出于需要才這樣做的。他們的談論，在長期中，都是秘密進行的，而且不敢談論得太深透。但是這些談論給了他們以更大的自由和勇氣，這是從前所沒有的。”

這種對君權范圍的探查，當然涉及國王的經濟管制，尤其是壟斷。誠如韋伯所說，在清教倫理中，勞動是人的天職，其中包括自由地生產和貿易，而國王授予的壟斷權卻妨礙每個人承擔對上帝的義務。因此，壟斷違反了上帝的律法，在道德上是錯誤的，一個虔誠的信徒是不可購買這種特權的。為了盡自己對上帝的義務，就必須廢除這些壟斷。信仰使國王授予的壟斷喪失了道德上的正當性，信仰的力量也給了某些商人以反對的勇氣。

同樣，面對國王隨意開征的賦稅，具有道德勇氣的英格蘭人的反應，不是私下里逃稅，或者賄賂稅務官員減免自己的稅，而是公開拒絕納稅，寧可被送到法庭上。這其中最著名的是1606年的Bate's Case和1627年的“五騎士案”。

幸運的是，普通法法院和國會則把壟斷、非法征稅，從道德上的不正當，變成了實實在在的非法。在1602年的“壟斷案”中，王座法庭裁定，壟斷權有悖于保護貿易的自由和臣民的自由權的普通法，也有悖于國會的各項制成法。在1637年財稅法庭審理“漢普頓拒付船費案”的法庭上，他的代理律師稱：“為保障英國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國王的君權在任何時候都應受到法律的限制”。

正是這些基于宗教信念的抗爭，逆轉了伊麗莎白女王所開啟的重商主義，這種重商主義也許確實未必妨礙英國在一定時期內的經濟快速發(fā)展，但市場制度卻不會從這種官商勾結、權錢交易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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