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貨幣政策的總體思路應該是圍繞國內經濟發(fā)展的目標和經濟結構調整的要求，把國內利率政策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時，匯率政策應該服務于利率政策，為實施正確的利率政策讓路，通過利率、匯率、資源價格體系的互動和調整，達到把國民財富留在國內的目的

　　中美之間的這場貨幣較量正在進行之中。中國不應該繼續(xù)選擇退卻、不應該繼續(xù)跟隨美聯儲主席和保爾森的要求邁出步伐。我們應該把握發(fā)展經濟的主動權和制定政策的主導權，避免陷入國際資本布下的陷阱而難以自拔。

　　當前，中國貨幣政策的總體思路應該是圍繞國內經濟發(fā)展的目標和經濟結構調整的要求，把國內利率政策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之一，把匯率政策作為保衛(wèi)中國經濟成果、保衛(wèi)中國經濟版圖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時，匯率政策應該服務于利率政策，為實施正確的利率政策讓路，不應該讓匯率政策牽著利率政策的鼻子走，不應該讓匯率政策約束利率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通過利率、匯率、資源價格體系的互動和調整，達到把國民財富留在國內的目的；同時，通過實施自主的貨幣政策，迫使美國調整自身的貨幣政策，形成相對公平的國際經濟環(huán)境。

　　具體建議如下：

　　建議之一：根據通貨膨脹率調整存款利率，改變存款負利率的狀況，同時，相應地，把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由升值調整為貶值。

　　中國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制定貨幣政策必須同時考慮下列四個基本要素及其彼此之間的平衡：利率、通貨膨脹率、匯率、美國基準利率或國際游資成本。從理論上講，最佳的平衡狀態(tài)應該是：人民幣存款利息收入加上或減去人民幣貶值或升值所形成的匯兌損益之和，等于國際游資的資金成本。如果其中的某個要素發(fā)生變化，那么，可以根據經濟環(huán)境的具體情況，通過調整另外兩個要素或另外兩個要素之一來實現新的平衡。根據利率、通貨膨脹率、匯率和國際游資成本之間的平衡關系式，可以看出，在維持正利率的前提下，通貨膨脹率上升，本幣就應該貶值，而不是升值。出現通貨膨脹應該成為本幣由升值轉為貶值的分水嶺。

　　以中國當前的情況為例，2007年度全年通貨膨脹率達到4.8％，央行一年期的存款利率應該從目前的4.14%調整到4.8%之上；而美國目前的基準利率是3.0%，可見，如果為了抑制通貨膨脹、改變人民幣負利率的現狀，人民幣不僅不應該升值，而應該貶值。

　　一個國家，沒有理由在存在巨額外匯儲備的情況下選擇外匯貶值和本幣升值，更沒有理由在出現通貨膨脹的情況下繼續(xù)選擇本幣升值甚至加速升值。

　　通過提高人民幣存款利率、扭轉人民幣負利率的局面、適度地對人民幣進行貶值，有利于達到以下目的：

　　首先，人民幣貶值可以減少1.5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匯兌損失。人民幣少升值1%，相當于中央銀行少損失1200億元人民幣；人民幣少升值10%,相當于少損失1.2萬億元人民幣。只要中國沒有把過多的外匯儲備降到合理的水平上，中國就應該阻止人民幣升值。

　　其次，人民幣存款由-0.66%利率變?yōu)檎?，可以增加儲戶收入，有利于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有利于儲蓄穩(wěn)定和物價穩(wěn)定。

　　再次，提高利率意味著提高社會資金的使用成本，也意味著提高社會資源的使用成本。中國經濟增長方式長期難以擺脫粗放經營的根源在于，包括資金在內的各類資源要素如土地、燃油、礦產、水、勞動力等價格長期低于合理水平。在開放的經濟體內，提高資金等各類生產要素價格就意味著把財富留在了國內，同時，也有利于改變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

　　建議之二：提高國內各類生產要素價格和環(huán)境保護要求，使得各類生產要素價格、環(huán)保標準與國際市場接軌。

　　人民幣停止升值甚至貶值是保護國民財富的手段，也是促進出口的手段，但容易引起貿易爭端。因此，需要通過提高生產要素價格和環(huán)保標準來提高出口企業(yè)的生產成本，抑制出口的過度擴張。

　　提高生產要素價格和環(huán)保標準才能實行可持續(xù)發(fā)展，才能從經濟杠桿的角度落實科學發(fā)展觀，才能把財富和資源留在國內，而不是以低價換取美元然后貶值。

　　正確的宏觀調控策略是，一方面持續(xù)提高生產要素價格和環(huán)保標準以達到國際水平，增加企業(yè)的資源成本與環(huán)境成本，促使企業(yè)轉變增長模式，另一方面將人民幣由升值轉變?yōu)橘H值，防止出口能力急劇滑坡。把握好人民幣貶值與生產要素價格、環(huán)保標準提高之間的尺度，這是宏觀調控的藝術。在企業(yè)經營效率沒有同步提高的情況下，提高生產要素價格和環(huán)保標準往往會產生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這是推行人民幣貶值政策的合理理由。

　　建議之三：逐步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縮小銀行存貸利差，以此配合存款由負利率轉變?yōu)檎省?

　　我國商業(yè)銀行存貸款利差是國外銀行存貸款利差的2倍以上，不合理的存貸款利差收入形成了商業(yè)銀行包括在華外資法人銀行的巨額壟斷利潤。這是對國內產業(yè)利潤的侵蝕，影響著國內產業(yè)資本的長期競爭力，因此，提高存款利率、實現負利率向正利率轉變并不意味著貸款利率的等比例提高。

　　一方面銀行資本應該向產業(yè)資本回吐一部分利潤，另一方面中央銀行可以通過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擴大商業(yè)銀行貸款業(yè)務量來適度彌補其利潤損失。同時，適當提高利率意味著增加企業(yè)使用社會資金的成本，而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意味著擴大貸款規(guī)模，增加貸款供給，二者之間是一種對沖式的平衡。因此，提高存貸款利率、縮小商業(yè)銀行存貸款利差政策需要同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政策之間相互配合，這樣才能形成一種平衡型的貨幣政策。這一貨幣政策的內涵還在于讓有競爭力的企業(yè)能夠得到相對高成本資金的充分支持，并以市場化的貨幣政策徹底取代行政性的“貸款窗口指導”。

　　建議之四：推動資本市場的“市場化”改革，以此配合利率政策和匯率政策的根本性調整。

　　利率政策的調整主導著匯率政策的調整，但是，利率政策能否得到充分運用并取得預期效果，需要企業(yè)直接融資市場化改革的配合。如果企業(yè)直接融資繼續(xù)實行目前低效率的行政審批制度，如果企業(yè)缺乏起碼的資本自主權、資金成本結構及期限結構的選擇權，如果企業(yè)仍然缺乏一個高效率的市場化的股權融資市場和債權融資市場作后盾，從而真正解決企業(yè)直接融資難的問題，那么，在銀行存貸款利率與通貨膨脹掛鉤從而增加企業(yè)的財務成本支出的情況下，一些優(yōu)秀的企業(yè)可能因為股權融資難而成為高利率政策的犧牲品，由此可能導致所謂的“貨幣政策緊縮過度現象”。這種所謂的“貨幣政策緊縮過度現象”不是因為貨幣政策自身欠妥，而是缺乏一個有效率的、“市場化”的資本市場來配合貨幣政策的實施。從某種角度看，資本市場自身的“市場化”改革是利率政策調整和匯率政策調整的重要條件之一。

　　建議之五：利率政策和匯率政策的調整需要財政政策的配合。

　　通過提高利率水平、資源價格和環(huán)保標準，將在短期內推動企業(yè)生產成本上升，可能造成短期內的物價上漲，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這不是壞事，相反，一定程度上的通脹可以成為經濟結構調整的契機。

　　這類成本推動型通脹可以改變國內的利益分配格局，避免進一步資源浪費，同時，通過通貨膨脹率與利率的掛鉤，將人民幣由升值趨勢轉變?yōu)橘H值趨勢，可以避免國民財富的流失。只要財富留在了國內，只要財富沒有流失到國門之外，政府就可以利用財政手段進行再分配來解決通貨膨脹所產生的問題。把財富留在國內是政府調控經濟的物質前提。政府可以通過擴大財政在教育、醫(yī)療、環(huán)境、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支出來擴大內需和解決社會公平問題。從這個角度看，不應該把抑制通貨膨脹作為最高目標，而應該把防止國民財富流失、增加社會財富、提高社會福利作為最高目標。只要能夠實現后者的目標，通貨膨脹其實是一種產業(yè)結構調整和社會收入結構調整的表面現象而已。

　　宏觀經濟調控不是單向的政策運動，不能依靠“獨一味”的單方，而需要把握客觀經濟對象自身內在的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實現對立統(tǒng)一中的平衡，因此，偏緊的利率政策需要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進行平衡；利率與通脹率掛鉤、資源價格上升、環(huán)保標準提高抑制出口，這就需要通過人民幣貶值來平衡；商業(yè)銀行利率上升對企業(yè)經營活動產生影響，這需要通過發(fā)展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來平衡；商業(yè)銀行存貸款利差的減少對銀行業(yè)績產生了不利影響，這需要通過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來平衡?？傊?，宏觀調控要堅決避免“頭痛醫(yī)頭”或“拔高增肥”，而應該著眼長遠、立足根本，提高中國經濟的整體素質和競爭力。

　　建議之六：加強資本項目管制，在人民幣貶值到合理目標之前嚴防資金外逃。

　　美國的貨幣政策已經讓中國1.5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蒙受了很大的損失，中國應該設法得到彌補；此外，近年來進入中國本土的外資獲得了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增值，中國應該通過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設計把外資機構的超額利潤再分配回來。有統(tǒng)計表明，僅僅外資投資于銀行股權一項，2006年度就增值了1萬多億元人民幣，如果把外資投資于保險、證券、信托、基金管理公司、上市公司等的股權計算在內，外資的收益遠遠超過這個數字。在華資產大幅增值之后，這些外資機構所持有的人民幣資產都要向中國金融機構兌換成美元出境，這將消耗掉大量的外匯儲備。如何降低消耗的程度？唯一的途徑就是把外資機構的人民幣資產通過外匯管制的方式關在國內一段時間，使得這些外資機構的人民幣資產一方面接受通貨膨脹的貶值，另一方面接受人民幣的貶值，從而將他們在中國掙得的一部分非市場化的暴利吐還給中國。

　　建議之七：迫使美聯儲放棄弱勢美元政策。

　　為了使國內的利率提高、人民幣貶值、資源價格上升等抵抗性和防御性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得更好的效果，需要在國際匯率和金融市場上更積極主動，比如，可以通過拋售部分美國國債、相應提高美國國債收益率、最后借助美國國債利率的定價傳導作用，壓低美國其他金融商品價格，促使美元升值，維護1.5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價值，同時減輕人民幣主動貶值的國際壓力。

　　設立國家外匯投資公司和推行QDII政策無法解決中國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難題。中國外匯投資公司持有的2000億美元資產，其年化收益率估計難以達到5％，難以取得每年100億美元的投資收益，可是，只要人民幣升值1％，就相當于抹去了中投公司1.5年的投資收益。我們沒有理由對外匯儲備的“走出去戰(zhàn)略”抱有過分樂觀的幻想。因此，與其把一部分外匯儲備的命運交給海外市場去被動地漂泊，還不如通過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的聯動，主動地確保整體外匯儲備的保值和升值。

　　中美匯率博弈是發(fā)生在中國本土的一場金融較量。美元已不再代表黃金、不再代表美國的信用、不再代表任何持久的實體，在美元的背后僅僅是美聯儲計算機鍵盤敲打出來的虛擬的符號，因此，美國急于把符號化的美元變?yōu)橹袊耐恋?、資源和企業(yè)股權尤其是銀行、證券、保險、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的股權。外資機構拿著美元可以在中國肆意收購，美元在中國擁有著超越人民幣的購買權利，可以從事著國內企業(yè)尤其是民營企業(yè)做不到的事，相反，中國持有的美元在美國本土除了可以購買美國債權卻難以購買中國所需要的股權、技術和商品。

　　中國覺醒了嗎？

　　中國必須覺醒、必須防止更嚴重的掏空。中國應該與其他國家之間“對等開放”。中國需要反思貨幣政策和利率政策、資本市場建設方面的不足，調整政策和思路，重視政策之間的平衡和配套，才能避免中國經濟發(fā)展成果被金融危機所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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