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委員陳至立近日表示，目前高校債務存在潛在的風險。要把高校負債問題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這是國務院有關領導首次在公開場合就高校負債問題發(fā)表意見。（《新京報》1月2日）

　　高校巨額債務，不僅讓高校自身束手無策，更讓國家高層傷透了腦筋。先是去年9月份，教育部長周濟在一次新聞發(fā)布會上，提出了大學可以通過置換土地償還全部債務這個前衛(wèi)觀點后，立刻引起社會各界包括媒體的強烈質(zhì)疑和反對。一個月后，國土資源部官員站出來，公開亮明了政府的立場和觀點——對大學“賣地還債”說不?，F(xiàn)在，國務院領導，再次將高校負債問題擺在臺面上，提上了議事日程。

　　客觀地講，由于高校近年來超常規(guī)的發(fā)展，已欠下銀行2000億元的巨額貸款。其資金來源基本有兩個，一是少量財政拔款，二是大量銀行貸款。在現(xiàn)有狹窄的融資體制面前，大部高校都抱著這樣一個心態(tài)：不貸白不貸，貸款還不起，反正有國家財政兜底。如此以來，高校之間好象開展起貸款競爭比賽，你追我趕，仿佛哪個高校貸款多，哪個校長有能量和能耐。

　　因此，就目前而言，筆者覺得，國家既要積極探尋解決債務的良策，更應集思廣義，未雨綢繆，用超強的管理智慧和管理技藝，來思索出高校怎樣避免超常規(guī)發(fā)展沖動的良策，以及規(guī)避天文數(shù)字般巨債產(chǎn)生的公共政策盡早實施。

　　我覺得，要規(guī)避高校巨額債務的產(chǎn)生，最好的路徑是拓寬融資渠道，有了多元化的融資，不但不會產(chǎn)生債務危機，也會從使高校變得越來越富有。在這方面，國外大學有很多先進的做法，可供拿來借鑒。

　　歸納其做法，主要有三點：一是政府在公共政策上向高校融資傾斜。譬如，俄羅斯政府鼓勵高校自身進行創(chuàng)收，國家對其免于征稅。二是接受社會捐款。2006年，哈佛大學的捐助基金以23%的增長速度接近350億美元；耶魯大學的捐助基金以28%的增長速度達到225億美元；斯坦佛大學的捐助基金以23%的增長速度達到172億美元。三是良好的基金管理。美國高校利用社會捐款，形成一筆龐大的基金，并通過智慧化的經(jīng)營與管理，進行保值增值。比如，哈佛大學的捐助基金由哈佛管理公司來管理，并且以政策資產(chǎn)組合(policyportfolio)而聞名于世，耶魯大學的捐助基金則以首創(chuàng)絕對收益基金而著稱。正是這些創(chuàng)造性的投資戰(zhàn)略使得哈佛捐助基金從1990年到2005年以年均21%的速度增長，耶魯捐助基金在過去二十年間以年均16%的速度增長。并且，為保證基金的良好運作，還制訂了嚴密的使用和監(jiān)督規(guī)則。

　　反觀國內(nèi)，目前的教育領域的市場化融資，還很幼稚，很不成熟，尚未真正起步。只有兩個民辦學校，一個是新東方學校和諾亞舟，在沒有任何公共財政的支持下，才不得已破釜沉舟，在美國掛牌上市。它們勇于突破融資體制瓶頸之舉，畢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正面教材。

　　值得欣慰的是，去年12月26日，在“中國經(jīng)濟展望論壇”上，北大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王蓉教授透露說，對于部屬高校的負債問題，財政部和教育部已有了初步方案，只不過還是技術性方案。盡管方案還未最終成型，也未向社會公布任何方案細節(jié)，但是，筆者仍期望，應把拓寬市場化融資渠道，寫進即將實施的方案里。高校建立起多元化的融資渠道，我敢打保票，準能遏制高校欠債愈演愈烈的怪圈，政府根本用不著為高校還債再絞盡腦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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