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為什么節(jié)儉的人反倒要受罰

　　艾倫?格林斯潘出版了回憶錄，內(nèi)中譴責小布什在財務上不負責任，加入了共和黨人聲討總統(tǒng)的長長隊伍。事到如今，連頑固的供應學派也勉強承認，總統(tǒng)的減稅舉措增加了數(shù)千億的國債。

　　2001年，時任美聯(lián)儲主席的格林斯潘先生曾當著參議院預算委員會的面，作證支持減稅政策?，F(xiàn)在他改口說，他原本以為小布什在政府支出方面會有所克制。這真是個不切實際的期待。聯(lián)邦支出在歷屆當代總統(tǒng)的任期內(nèi)都只升不降，羅納德?里根當總統(tǒng)時也不例外。

　　不管格林斯潘先生怎么辯解，批評家們也不相信他對如今愈演愈烈的金融風暴全無責任。此外，他的書還掀起了一場遲到已久的大辯論：到底是什么引起了這場危機，到底該怎么補救。所有認真參與這場辯論的人都同意，不大幅提高聯(lián)邦稅收，什么戰(zhàn)略也成不了事。共和黨的主要總統(tǒng)候選人仍在呼吁進一步減稅，故意忽視這場辯論。民主黨的對手們則建議讓小布什針對最高收入群體的減稅政策早早消停。然而，光這么做還遠遠不夠。

　　考慮到在選舉年里主張增稅帶來的政治風險，許多人都擔心這場危機得不到解決。可其實手邊就有個極其簡單的補救辦法：用陡增式累進消費稅代替現(xiàn)行的聯(lián)邦所得稅，美國不僅可以消除聯(lián)邦赤字，刺激提高儲蓄率，償付寶貴的公共服務，減少外債——而且無需納稅人做出重大犧牲。

　　在這樣一種稅收制度下，人們需要呈報年收入和年儲蓄額，就跟參加401（k）計劃和其他退休方案時一樣。家庭的年消費量為收入和儲蓄之間的差額。這個數(shù)，減去一個標準起征點——比方說，四口之家的起征點是30 000美元——就得到家庭的應納稅消費額。起征的稅率很低，就比如10%吧。這樣的話，一個家庭，年收入50 000美元，儲蓄5 000美元，那么應納稅消費額為15 000美元，只需繳納1 500美元的稅。而依照現(xiàn)行聯(lián)邦所得稅制度，該家庭每年要納稅3 000美元。

隨著應納稅消費額的提高，額外消費的稅率也隨之上漲。按累進所得稅，邊際稅率一旦提高到一定的極限，就不可能不威脅到儲蓄和投資的動機?？墒褂美圻M消費稅，較高的邊際稅率反而強化了這些動機。

　　試想有個年支出1 000萬美元的家庭，正在考慮要不要再花200萬美元給自家的豪宅修個翼樓。如果消費稅的最高邊際稅率是100%，這個項目的成本就是400萬美元。上繳稅款可以幫聯(lián)邦減少200萬美元的赤字。如果該家庭覺得這筆錢太多，于是減少預算，只用100萬美元來為房屋修建附加工程。那么，他們要付100萬美元的稅，并把省下來的200萬美元存起來。聯(lián)邦赤字減少了100萬美元，而多出來的儲蓄則可以刺激投資，帶動經(jīng)濟發(fā)展。不管是哪種情況，國家都能收獲好處，又無需富裕家庭做出什么真正的犧牲，因為要是所有人的房子都越修越大，最終結(jié)果只不過是重新定義“豪宅”的標準罷了。有了消費稅，大多數(shù)鄰居們都會縮減預算，在新翼樓上少花點兒錢。

　　累進消費稅還將減少中產(chǎn)階級家庭日增的經(jīng)濟壓力。過去30年間，最高收入群體不光在收入上增長最快，享受的減稅政策也極為優(yōu)厚。他們的房子越修越大，只不過是因為他們的錢越來越多。這些豪宅改變了收入稍低者的參考坐標，令得后者也開始修建越來越大的房子。激增的支出影響了各收入層次的家庭。

　　舉例來說，盡管中等家庭的實際收入20多年來并沒有太大增長，但在當今美國，中等檔次的新住房面積一般超過700平，比1979年大了40%以上。問題倒不是中等收入的家庭競相攀比，恰恰相反，他們支出超過負擔極限，往往是因為房子賣得貴的街區(qū)里學校也比較好。因此，一家人要是在房子上少花了錢，就必然要把孩子送到質(zhì)量差的學校去。

有人擔心稅收制度不鼓勵消費，可能會將經(jīng)濟帶入衰退。但決定產(chǎn)出和就業(yè)率的是總支出，而不僅僅是消費。如果累進消費稅得以分階段引進，它的主要作用將是把國民支出從消費轉(zhuǎn)向投資，帶動生產(chǎn)力和收入的高速增長。

　　如果發(fā)生衰退，暫時降低消費稅能比傳統(tǒng)所得稅暫時下調(diào)帶來強得多的刺激。只有立刻把錢花掉，人們才能受益于消費稅的暫時下調(diào)。而傳統(tǒng)的所得稅下調(diào)時，害怕因為衰退而丟掉工作的人，往往不愿把省下來的所得稅花出去。

　　回避當前的金融危機可不是個好主意。隨著嬰兒潮一代逐漸退休，大多數(shù)選民又支持全民醫(yī)療保險制度，預算缺口越來越大。每年向國外的借款——如今已超過8 000億美元——有增無減，令得美元進一步貶值。個人儲蓄率——過去兩年均為負數(shù)——還將繼續(xù)下跌，經(jīng)濟增長率不斷走低。

　　累進消費稅或許是以可接受的政治成本逆轉(zhuǎn)上述趨勢的唯一可行之道。來自不同政治立場的許多經(jīng)濟學家都認可這一做法。1995年，喬治亞州民主黨參議員山姆?納恩（Sam Nunn）在最后一屆任期內(nèi)向參議院發(fā)起此一提案，并得到了新墨西哥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彼得?多梅尼西（Pete V.Domenici）的附議，后者將之稱做“儲蓄無限減免稅”。簡而言之，這種稅并不是什么激進想法。

　　小布什針對全美最富裕家庭的減稅政策不僅威脅到了美國經(jīng)濟的繁榮，而且并沒有給富人們帶來什么實際的好處。富人們爭相花數(shù)百萬美元給孩子開慶生會，無非是提高了所謂“特別時刻”的標準。倘若這些錢能用來修補老舊橋梁、檢查進出港口的集裝箱，即便單純從自私自利的角度講，富人們的日子都將過得更舒坦。

中國視角 巴曙松

　　只有死亡和納稅是無法避免的，這是我們經(jīng)常應用的一個西方諺語。

　　我們?yōu)槭裁匆欢悾慷愂斩几墒裁从昧?？為什么在美國的金融危機中，動用公幣救助大型金融機構(gòu)會面臨巨大的社會壓力？

　　理性的經(jīng)濟學家把稅收討論的范疇歸納為兩類：收多少稅和向誰征收稅。小政府主義者主張稅收越少越好，或許這正中了我們普通小老百姓的下懷，“自己的錢自己花，別人無權拿走我錢包里的錢”。然而，弗蘭克告訴我們：不納稅就沒軍隊，就沒人來保護你，結(jié)果雖然你有更多的錢買最好的保險門，甚至雇用保鏢，卻仍然會輕而易舉地成為別人的俘虜。你不但失去了錢包，更要失去自由。

　　好吧，我們還是老老實實繳稅吧。那第二個問題就跟著來了，誰該繳多少呢？如果是一個剛剛畢業(yè)的學生，一年掙的收入可能僅僅夠租房的，而有的高薪者的年薪可能有數(shù)百萬。是按相同的比例呢，還是用別的什么思路？保守派告訴我們說：應該向企業(yè)主和富人少征稅，這樣企業(yè)主就能給我們提供更多的工作崗位，富人能夠更多地去消費，從而擴大勞動力市場的需求。

　　弗蘭克則認為：不不，企業(yè)主是否提供新的工作崗位不在于自己腰包里有多少錢，而是新雇員能否給他帶來更多的利潤；至于富人多消費，那些東西是你我所能生產(chǎn)的嗎？別做夢了，那是歐洲人玩的把戲。

　　“但是我是富人，我的錢也是自己辛苦掙來的，我沒有義務多納稅！”那聽聽弗蘭克的觀點吧：平均而言，對富人的減稅反倒讓富人的日子更難過了。減稅給個人帶來的好處不大，間接成本卻比預期高得多。當所有的富人都少納稅，而把剩下的錢用來把家里800平的房子換成1 000平的時候，所發(fā)生變化的只是重新界定住房標準罷了。然而因為減稅而造成的醫(yī)療、教育、科研等基礎領域投資的減少將危害整個人類的福祉。富人毫無例外！

　　涓滴理論認為，只要餡餅兒做大了，窮人自然能吃到更多；然而，弗蘭克說，如果不有意識多分給窮人一些餡餅兒，那么做大餡餅兒的努力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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