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南方都市報》有報道：東莞一女子被偷包，一巴西男子發(fā)現(xiàn)后出手阻止，不料遭小偷團伙群毆。當時有數(shù)十路人圍觀，但卻無人相助。這是一個典型的看客現(xiàn)象，不用說，網(wǎng)絡上充斥著國民素質(zhì)低下的指責，進而有人還作這樣的引申：如此國民和如此國民性，談什么民主憲政。其實，這樣的看法并非始自今天，近百年前的魯迅，就是這種觀點的早期代表。

　　1925年3月31日，魯迅在寫給他的學生許廣平的信中，明確指出：“此后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在魯迅的表述中，專制與共和，俱屬制度話語，但比制度更要緊的卻是國民性。如果國民性不變，即使專制變?yōu)楣埠?，如魯迅時代滿清變成了民國，最終也不過一切照舊。關于國民性與政治、政府和制度之間的關系，魯迅在《華蓋集·通訊》中有過表述：“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的議員的；現(xiàn)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shù)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嗎？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濒斞傅囊馑己苊黠@，沒有好的國民，當然不會有好的政治、好的政府、好的制度。鑒于這樣的認知，1922年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指出：“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以改變他們的精神來改變國民性，這種改變即魯迅的“立人”。

　　魯迅的觀點帶出一個世紀性的問題，它不妨以這樣一個問題形式出現(xiàn)：國民性和國體性，換言之，即素質(zhì)與制度，兩者誰決定誰、誰更重要。魯迅的看法是，國民素質(zhì)低下就不配享有優(yōu)良的政治制度。因為有什么樣的國民才有什么樣的制度，制度的性質(zhì)是由國民的性質(zhì)決定的。國民性如此，制度何求。因而改革國民性而不是制度，便成為一種價值優(yōu)先。

　　然而，和魯迅同時代的胡適，卻有不同的看法。也是在上個世紀20年代，胡適有過一篇文章，叫《〈政治概論〉序》。這是胡適為一位北大教授朋友的著作寫的序言，他和作者討論這樣一個問題：“民治的政治制度有沒有制造良好公民的效力”。問題由胡適朋友而起，該朋友認為：“有人說，好人民須由民治或共和政體造就出來的。人民只有在民治制度之下才能得到政治上的訓練，才能變成好公民。反轉(zhuǎn)來說，人民如果沒有執(zhí)行政治的權利，永不能得到那種相當?shù)恼斡柧?，永沒有做好公民的機會?！边@其實正是胡適一貫的看法，但該朋友并不同意，他很直接地指出“這樣一種觀念，在理論上也許是很對的，但在事實上卻是沒有根據(jù)的。民治或共和制度決沒有單獨制造良好公民的能力……”可以看到，這雖然是胡適朋友提出的問題，但其思路和魯迅卻如出一轍。

　　在制度與國民性的關系上，胡適雖然不是制度一元論者，但顯然認為改造制度比改造國民性更重要。至少，胡適認為“歷史上無數(shù)事實使我們不能不承認制度的改良為政治革新的重要步驟。我們不能使得人人向善，但制度的改善卻能使人不敢輕易作惡”。轉(zhuǎn)對民眾而言，“民治制度是一種最普遍的教育制度”?！胺步?jīng)過長期民治制度的訓練的國家，公民的知識和道德總比別國要高得多。”在胡適看來，民治制度本身就是訓練良好公民的重要工具。他以英倫為例，在民治推進以前，也曾演出過很不像樣的政治罪惡，可是經(jīng)過1832年選舉改革之后，英國公民的政治素質(zhì)慢慢地被訓練出來，從而成為一種政治先進。美國也是如此。胡適例舉自己1912年和1916年在美國所經(jīng)歷過的兩次大選，以他所接觸的美國下層選民為例，指出：“他們只不過生在共和制度之下，長在民主的空氣里，受了制度的訓練，自然得著許多民治國家的公民應有的知識，比我們在大學里讀紙上的政治學的人還高明的多！”

　　改革國民性還是改革制度，上個世紀未曾解決的問題，今天依然橫陳在我們面前。胡魯?shù)目捶ǜ饔胁町悾饔械览?；但比較之下，胡適的表述從不排他，正如他未必排斥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但更注重政治改造意義上的制度批判；因而他的看法也更值得我們今天注意。如果可以用我本人以前的表述作結(jié)，那么我對胡適的沿襲應該是這樣：人是環(huán)境的動物，隨環(huán)境變化而變化，而環(huán)境，尤其是社會環(huán)境，首先就是一種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就會形成不同的國民性，這一點可以看看韓國和朝鮮，他們不是一個民族嘛，何以反差如此巨大。所以，在改革國民性還是改革制度的兩種選擇中，我們今天的努力，無疑應該更多地放在制度改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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