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風波”依然余波未了，魏英杰先生刊發(fā)《不要指望經(jīng)濟學家都為公眾代言》一文，很干脆地提出拋棄“茅于軾們”，去尋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1月12日《中國青年報》)。其實，任何人真正的“利益代言人”就是自己，另一位“別的人”也不一定靠得住，因為蕓蕓眾生生活在不同的“視覺級差”里。

　　所謂“視覺級差”，簡單地說，就是有人看見腦袋，有人看見胸脯，有人看見大腿，有人則看見腳脖子；就像電視片《大國崛起》，普通公眾看到的是“原來人家這么精彩”，而智識階層看到的是普世價值軟實力的沒有涉及。大家看到的不同側(cè)面，都是真實的，這不像瞎子摸象；但是“視覺級差”里的認知者，通常都拿局部真實來替代全部真實，謬誤從此產(chǎn)生。

　　同是經(jīng)濟學家，張維迎和茅于軾都贊成提高大學學費，這就是“學家”眼中的視覺對象；而普通老百姓特別是網(wǎng)友一片反對聲，這是因為他們看到了另一種對象、另一種結果。同樣，茅先生所見的我國高校窮學生的比例，“只占”到10% 到20%，他顯然是看見一個“少”字，而我卻看見這是一個很龐大的數(shù)字——貧窮學生占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太多了。

　　我國的學費已經(jīng)不低了，但“視覺級差”中的茅先生看到的卻是“不高”。而少收少補也好，多收多補也罷，不管是哪種方法，都是對學費資源進行配置的一種方式、一種路徑。不同的路徑，所要抵達的終極目標是一致的，都是為了幫助貧困學生能上得起學。所以茅先生的理論本質(zhì)也是良性的，絕非劫窮濟富，不應該受到那么多的謾罵。

　　哈佛大學的做法，或可值得借鑒。為了幫助寒門子弟“減負”，哈佛在去年12月10日宣布，出臺新的財政計劃 (12月17日《報刊文摘》。根據(jù)哈佛的新規(guī)，年收入在12萬到18萬美元之間的家庭，學生支付的學費僅為年收入的10%；6至12萬的，拿出低于10%的收入用作學費即可；而收入低于6萬美元的家庭，則免除學生所有學雜費。這總體上就是直接減免、分類對待，而不是“先交后補”，這與我們茅先生的設想是不同的方向與路徑。

　　茅先生“先交后補”、“多收多補”的構想，須有很多的外設條件，才有望“兌換”成現(xiàn)實。比如，大學環(huán)境是法治的，資源配置是公平的，教育體制是非官場化的，而我們難就難在這些方面。在法治化程度不高的地方，資源配置多一道環(huán)節(jié)，流失就多一分可能。美國是法治很健全的國家，要說哈佛采用資源重新配置的方式，必定會公平得多，但他們也沒有采用，而是直接的減免。

　　我們要進行“先交后補”，必然就產(chǎn)生雙重難度：“先交”高學費，這是第一重難度，這對許多貧困家庭來說就已經(jīng)難于上青天了，要借、要討、要貸、要欠、要慈善救助，哪個都是難事；“后補”同樣不容易，因為我們的高校早已嚴重官場化，高收入得來的學費，很多用于行政支出了；一兩所學校、在一兩個開明領導手上，完全可能做得到，但全國那么多高校、那么多官員化的領導，這就難保證了。

　　所以，如今征收高學費，最后的受益者很大可能就不是貧困生。“視覺級差”中的權力方，看到的對象大抵就是這“自肥”的“好處”；所以他們聽了茅于軾先生的建議，恐怕早就三把鑰匙掛胸口——開心開心再開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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