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文化對中國唐宋時期經濟文化的貢獻王紹璠基于中國古代社會和人文的特點，所謂的"居士"，是指既有財富，又信奉佛法的在家人士。
慧遠的《維摩義記》中說："居士有二。一廣積資產，居財之士，名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為居士。" 
其實，居士主要的是指士大夫中修行佛法和禪教的一部分人而言。
居士們能在中國各朝歷代推廣佛法和禪教而居于主導地位的原因：
他們大部分因富有家產，故可予禪教以經濟方面的有力支持；因有社會地位（包括政治地位），故能為學禪教作政治上的保護；作為社會上層分子，大多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禪教教義的闡述和弘揚，因之而光大；通過他們與社會各階層的廣泛聯(lián)系，才能使教義和旨要深入傳播到全國各地。
居士佛教除了卓有成效的護法功能，還突出體現在佛教思想文化方面的貢獻，尤其通過他們對經典教義的闡述和新解，使印度佛教的思想文化不斷中國化，與本土儒、道文化融合，并最終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要部分。
公元618年，李淵父子建立起新的統(tǒng)一王朝--唐朝。
他們有鑒于隋朝覆滅的歷史教訓，采取一系列發(fā)展生產，保障民生，鞏固社會秩序的政策，出現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進入我國古代社會的全盛時期。
同時，佛教文化也進入了一片空前繁榮的時期，在此文化背景下，居士佛教--禪法的運動，蓬勃展開。 正是禪教文化依托高度發(fā)展的寺院經濟，創(chuàng)造了獨特的理論體系，代表著當時學術思想的最高水平，影響了大批文人士子，左右了時代思潮。而禪教文化的進一步普及，深入到民眾的日用生活，其中透露著智慧的教義也逐漸形成為大眾 的觀念。在這個過程中，居士大夫的參禪悟道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唐初的虞世南，被太宗譽為"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他規(guī)勸太宗"以弘濟為懷，仁恕為體，"發(fā)揚佛教精神。太宗晚年歸向佛門，影響他最大的是玄奘，而對玄奘為探求真理"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的犧牲精神，更為敬佩不已。
太宗曾問玄奘："欲樹功德，何最饒益
玄奘答曰："眾生寢惑，非慧莫由?；垩砍橹?，法為其資。弘法由人，即度僧為最。"
唐太宗之后，高宗、中宗、睿宗均弘倡佛法，度化百姓。
把唐朝佛教推向一個新的繁榮高潮的，則是女皇武則天。
鑒于禪學在社會上流傳日廣，在民間影響日深，武則天遣使迎請當時著名禪師神秀入京，并給予優(yōu)厚禮遇。
據張說《大通禪師碑》記載：其時武則天不計君臣之別，親加跪禮。
神秀被迎置在道場供養(yǎng)，武則天不時向他問道；當時王公以下及京都士庶，聞風而來謁見的，日以萬計，顯示出禪教文化對社會的影響；同時，禪宗的"東山法門"也成了當世的教化中心。
除了帝王向佛向禪之外，唐代的官僚士大夫方面，雖學術思想背景不一，各有所偏，但也有在儒學之外兼習禪教的總體趨向。
會昌廢佛之后，佛教需要新的法要倡導，帶來新的生存和發(fā)展形式，后期的禪宗順應了時代條件，成為恢復佛法精神的必要的一面旗幟。居士習禪使禪教文化進入一個新的發(fā)展領域，充分展現它的民族人文特色。
慧能的禪法思想，早已為學界所公認，有關加強民族自尊自信、發(fā)揚主體意識精神、破除西方迷信，放棄佛祖崇拜的思想，在在處處體現出時代禪法對傳統(tǒng)佛教反省運動中的共同呼聲。
它預示著佛教革新的時代即將到來，而這種革新，必然要以傳統(tǒng)文化為背景，以民族的自信、自覺為基礎，成佛的決定因素是眾生與佛同具智慧；自心有本覺，人人能成佛。
隋唐思想的突出貢獻，在于把心性論推向新的水平，它主要由禪宗文化來完成。
儒家有效地吸取禪宗思想的精華，以充實自己的學說體系，不僅李翱這樣做了，而且柳宗元、劉禹錫等人也都這樣做了。尤其是李翱，在朗州任刺史時，曾隨藥心禪師參禪，由此得悟，后來又在河南泌陽遇到紫玉禪師，更從他那里"增明道趣"。
儒家學者經由禪學文化的啟發(fā)，提高了自己思維水平的能力，進而發(fā)掘《四書》及《周易》等經典中的精旨，把漢唐思想導向宋明理學的思想體系。這是禪文化對中國思想史所作的最大貢獻。
官僚士大夫的學佛參禪，由于他們精深的儒學根底，延續(xù)并發(fā)揚了傳統(tǒng)的人文精神；即使在佛教最繁盛的唐代，傳統(tǒng)人文精神也仍然閃耀光芒。這是禪文化的特旨，也是發(fā)展留下最珍貴的精神財富。
禪宗是中國佛教的一個重要宗派。印度佛教只有禪而沒有禪宗，禪宗是典型的中國文化的精品。
由慧能而下，中國禪文化由江西的馬祖道一、湖南的石頭希遷以及后來的五家宗風所推動、發(fā)展的形勢，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建立起分頭并弘、自由開放的新型傳承體系，這一體系動與蕩割據局面、小農生產方式相適應。
極力反對"片面"的知見言說、讀經看教，強調自信、自力、自悟、自覺，實現基于"真正知解"的真修實證。
大量吸取老莊、儒道思想，超越傳統(tǒng)佛教煩瑣的教條及形式儀規(guī)，傳承佛法中的智慧體系。
從文化史的角度而言，安史之亂加速了貴族文化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適應廣大平民需要的新型文化，它與寒門仕進以及經濟重心轉移的歷史背景相聯(lián)系。
禪宗恰恰是堅決否定對外在神權的崇拜，肯定于自我心性的體現，故深受社會大眾的歡迎。
官僚文人的參禪問道，更將儒道等文化帶進禪林，成為禪宗逐步傲視天下的主要原因。官僚士夫由中央到地方，掌管一方政治、經濟實權。通過禪宗，吸收消化部分流民（如現代企業(yè)招收"盲流"一樣），又教人人安心自足，有效地穩(wěn)定社會秩序，保證了地方經濟的開發(fā)和繁榮。
隋唐居士佛教的主要表現：是官僚士大夫對佛理的吸收和改造，對禪宗心性之學的欣賞和運用。
其突出的貢獻，是他們在參禪問道的過程中，融會儒、釋、道三家之學，推動禪文化的全面發(fā)展。
自禪宗形成，中國文化思想展現出嶄新天地，宋代學者周必大說："自唐以來，禪學日盛，才智之士往往出乎其間。"
說明了禪文化對于人才造就的契機。
禪文化對宋代士夫及社會經濟的影響
北宋的建立，標志著我國封建社會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與前代相比，宋代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方面都顯較成熟。
兩宋的政治，前后長達三百二十年，是秦漢統(tǒng)一以后歷代王朝維護時間最久的王朝。
與此相應，在文化思想方向，傳統(tǒng)儒學再次得以改造，形成所謂"理學"。
理學對宋代國家的完整統(tǒng)一作出了成功的貢獻。
理學家們希望通過對物質生活刻意的追求加以限制以及要求自我道德品質的完善，提高民族氣節(jié)，弘揚愛國精神，求得國家民族的安定和強盛。
中國歷史上許多精忠報國、慷慨悲歌的民族英雄和愛國志士，大多出現于兩宋王朝，的確與文化思想有一定的關聯(lián)。
禪教在宋代的成長和演變，居士禪教在宋代的全盛和應機，也都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完成的。
宋太祖于開國時所定下的對佛教基本政策是：道釋二門，有助于世教。
宋仁宗對禪學更有較高的修養(yǎng)，真宗甚至"密契菩提之心，深研善逝之旨"，支持禪宗慧命相續(xù)。
宋代，尤其是北宋，是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
北宋科舉比唐代發(fā)展的更為完備、公平、合理，從而使大批卓有才智的文人士子脫穎而出，成為政府各部門的基礎力量。
廣大文人士子在標榜精通儒學而外，參禪問道成為這一時期的流行風氣。
禪宗在唐末五代勃興之后，繼續(xù)在宋代呈現了無比堅強的生命力，并為眾多官僚士大夫所熱誠向往。
理學的建立是以強化中央集權，又是以宋代士大夫社會地位提高、文化思想繁興為前提。
沿著唐代韓愈、李翱等學者開辟的儒學復興道路，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建立起理學思想體系。
他們一面批判禪道，一面消化禪學的修養(yǎng)方法來充實自己的體系。（尤其是禪學的心性學說）。
理學家反復提倡和標榜的"內圣外王"，實際是儒家治世事功，和禪宗內養(yǎng)精神互相表里的理想。
宋代禪宗的世俗化，適應了社會的需要，縮短了與士大夫的距離，保持著興盛的局面。
北宋仁宗朝，許多主張抑佛的重臣如富弼、文彥博、韓琦等都改變主張，轉而成為護法居士，參禪學佛之風浙熾，禪教運動進入鼎盛時期。
宋代是官僚士夫參禪習禪活動全面展開的歷史時期，在當時造成一種歷久不衰的社會風氣；這種風氣傳到日本，也造成日本禪文化的再生，有些日本人至今還對中國的宋代文化思想贊嘆不己，甚至說出只有唐宋之人才能代表中國人的純屬偏見的說法。
造成這種風氣有以下因素：
官僚士夫隊伍的空前壯大和文官體制的完善，因文化思想所致，而使他們歸心禪學，傾心禪文化。
禪學取代佛教的其他宗派，獨立鼎盛，更加深了禪文化心性之學對當時士夫階層的影響。
禪門大德應機示教，三教兼通，這種極高的文化品位及圓融的思想品格，足以使官僚士夫傾心向往。
有些士大夫是屬于社會上層人物，政治地位很高，更是朝廷的重臣大員，他們參禪的共同點是在"脫略世俗"與著名禪師"激揚酬唱"，以"期于徹證"。
略舉有較強代表性的數人：
富弼受赴樸的策勵，從修颙禪師立志參禪，后得"徹征"。
楊億字大年，參謁廣慧元璉禪師，后并得悟。
李遵勛，大中年間尚萬壽長公主為附馬都尉。與石霜楚圓禪師為方外之交。對禪的領悟在北宋上層居士中屬于佼佼者。
楊杰，自號無為子，歷參天下名宿，與天衣懷，芙蓉楷最為相得。
張商英，為相逾年，為當時居士中的核心人物。參兜率悅禪師悟道。
王安石，參真凈克文禪師。
張九成，參楚圓禪師悟機。
九成有言："先儒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然世、出世之法初無有二，先朝名公由禪門得到者不知其幾，曾何儒、釋之異"。并舉"唐時裴休之師黃檗，韓退之師大顛，李習之之師藥山，白樂天之師鳥窠，楊大年之師廣慧，李和文之師慈明，東坡之師照覺，山谷之師晦堂，無盡之師兜率"。
李邴，字漢老。拜尚書右丞，改參知政事，從宗杲禪師參禪得旨。
尚有王隋、文彥博、張方平、赴樸、潘興嗣、蘇軾、蘇轍、黃庭堅、晁補之、陳灌、李綱、宗澤、張浚、李彌遠等一時之選，均得與禪師參禪問道而有所得。
由于時代的變遷，隋唐之世譯經僧、義解僧的地位，早已為禪僧所取代；傳統(tǒng)封閉性的寺院生活，也為禪門開放式叢林生活所改造。
佛教的中國化經歷了十個世紀的漫長歲月，到了北宋中期而告一段落。就在佛教的精旨和儒、道精華融入一體時，禪文化逐漸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組成部分。
宋代居士禪教的內容，是士大夫通過參禪訪道表達其對社會人生的見解，其特色是申述憂國憂民的高尚情懷，隨著社會危機的日益加劇，士大夫和禪僧自覺地把禪學心法貫徹于全民族的自信中而抒發(fā)出民族感情。
尤其在北宋后期，在圓悟克勤之后，便出現了有強烈民族復興意識，熱情入世教化的著名禪師大慧宗杲。
宗杲以透徹的禪機智慧提倡"忠義之心"，號召天下僧俗積極入世，予當時社會政治生活產生深遠的影響，以致受到主和派秦檜的排忌。
宗杲針對當時叢林流弊，為突破當時流行的文字禪的束縛，他確立走獨樹一幟的"看話禪"，即后世所謂的"參活頭"。
不久效應皆佳，人才輩出，"賢士大夫往往爭之與游。"
同時，宗杲又以"參禪"的革新和進取的精神，對同時代由曹洞宗宏智正覺所提倡的"默照禪"展開批判。
宗杲認為默照禪與歷代禪德所提倡的創(chuàng)新進取的精神大相違背：攝心靜坐，閉眉閉眼，沒有絲毫自在活潑，就像三冬雪景一樣毫無生機，它只會使學者心如死灰，身如枯木，妨礙學者明心見性、智慧自在。
默照禪所主張的靜坐默究，休歇身心，對那些要求擺脫世事困擾的官僚士夫來說，確是有很大的吸收力。
宗杲于紹興四年（1134）作七閩之游時，見當地叢林默照禪流行廣泛，幾與時代、社會完全隔絕，深感痛心。于是奔走疾呼、予以痛示，將士大夫居士引導到"參禪"的正路上。
他說："而今諸方有一般默邪禪，見士大夫為塵勞所降，方寸不寧貼，便教他塞灰枯木去。"
又說："往往士大夫為聰明利根所使者，多是厭鬧喜靜，僅被邪師指令靜坐，卻見省力，便以為是
厭鬧求靜是習禪者的共同需求，若于太平盛世，尚屬無妨，還可悠閑養(yǎng)性，但若大敵當前，民族存亡之際，為逃避社會責任靜坐默照，則絕非士大夫輩所當為。

宗杲認為禪不應著意擺脫世俗的干擾，它可以與世事打成一片，不相違背；參禪者照樣做官營生，照樣忠君愛國，憂時憂民。

禪的宗旨就是要自覺而覺他，己立而立人，化腐朽為神奇，轉愚癡為智慧，多快好省地為社會、國家、人民謀最大的福利。
宗杲舉楊億為例，指出士大夫學禪的要義："昔楊文公大年，三十歲見廣慧璉公，除去礙膺之物（明心見性）。自是以后，在朝庭居田里，始終一節(jié)（如），不為功名所移，不為富貴所奪。亦非有意輕功名富貴，道之所在，法如此故也

士大夫在學禪同時，照樣讀書看報、修仁義禮，侍奉師長，教誨后學，吃粥吃飯，將禪與世間社會生活結合一片；屆時便能體驗到儒即禪、禪即儒、僧即俗、俗即僧，凡即圣，圣即凡的境界。這就是士大夫要修習的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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